二

回顧古典文學傳統中關於個人及集體苦難的書寫，較早的例子可見於《楚辭．九章》中的〈哀郢〉：「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15從歷史的記載來看，楚國的郢都（湖北江陵）曾有兩次遭到戰爭所帶來的大規模破壞，一次是在楚昭王十年時（西元前 506 年），另一次則是在楚頃襄王二十一年時（西元前 278 年）；〈哀郢〉篇中所述的離散，大概就是頃襄王時秦國軍隊在白起的率領下「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16此一事件的紀錄。

屈原，或者〈哀郢〉的作者，親歷了這場戰亂，也留下了文學傳統中對於集體苦難的一份見證。儘管〈哀郢〉中的主題發展，最後由申訴百姓所遭受的痛楚轉而紓發個人際遇的困蹇及其而來的哀思，並沒有進一步的細節來描繪「民離散而相失」的具體情狀，但無論如何，「何百姓之震愆？」此一對於苦難緣由的質疑，顯示出了一種觀照視角上的高度，不免讓我們聯想起希臘悲劇作家伊斯奇勒斯（Aeschylus，西元前525-456 年）在《阿卡曼儂》一劇中透過合唱隊領隊所吟誦的感嘆：我悲憫的不是我自己、而是人的生命。在此，舞台上由個別演員所演出的相關事件的具體情狀，轉到了合唱隊旁觀事件發展而來的沉思；行動的具體性與沉思的抽離性，分屬兩個不同的語言型態與格式，各有焦點。17

我們今日所指稱的古典詩歌的抒情美典或傳統，雖然是一項近代學術在後設上的理解與建構，但也確實可以說明古典文化傳統何以特別著意於掌握並且解說自我當下的經驗。抒情美典，依據高友工先生的提法，即是「以自我現時的經驗為創作品的本體或內容，因此它的目的是保存此一經驗，而保存的方法是『內化』（internalization）與『象意』（symbolization）」。18 詩歌就是省視自我當下經驗而來的一種觀照方式，但也因為內化，所以經驗的意義或價值就不免是自我解釋的；同時，也因為象意，所以經驗的自我解釋就不免是要透過喻示而間接傳達的了。

就此而論，「隱喻性的等值」與「轉喻性的延續」，往往成為體現自我現時經驗的重要結構法則，雖不必然是唯一的結構法則。就緣於這種側重經驗內省的觀照方式、以及近體詩在形式上的推求與講究，因而比類、喻勸、使事用典、簡省與含蓄等語言運用的法則以及隨之而來的有關興會與神韻等審美旨趣，就此構成古典詩論傳統主要的概念群。我曾在《中國古典詩論中「語言」與「意義」的論題——「意在言外」的用言方式與「含蓄」的美典》一書中，追索這些相關論題的發展脈絡。簡單說，以「神韻」為主的創作方式，可以顯現為兩方面的課題：

一是導向創作活動本身不以細節的刻畫為主要關注點，另一即是指向整體創作活動中如何安排語文結構與情感意念之間的相互延續性。因此，「神韻」的審美典式就可以具體顯現在兩個創作表現上的問題：一是如何讓情感意念自身能具有某種程度的超脫性，而不黏著於固定或具體的情境與事物；另一則是如何藉助於開頭「起句」與結尾「落句」等結構性的的安排，而能讓情感意念得以不斷保有流動鮮活以及延續迴盪的效果。19                                                     

15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漢京文化，1983 年），頁 132。

16 ［漢］司馬遷，《史記．楚世家第十》，［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同前註，卷四十，頁 79。

17 關於《阿卡曼儂》一劇，我使用的英譯版本是：Aeschylus. The Agamemnon. Trans. Louis MacNeice. Four Greek Plays. Ed. Dudley Fitt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60. 11-67. 引文見頁 51。這段文字，其他英譯本有不同的譯法，還有的翻譯認為是出自 Cassandra 的口中，而不是合唱隊的領隊。至於希臘悲劇中演員的行動與合唱隊的沉思吟詠之間的對比，請參見 Bruno Snell. The Discovery of the Mind in Greek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1960.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82. 90-112.

18 高友工，〈中國文化史中的抒情傳統〉，《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臺北：臺灣大學，2004 年），頁 107。

19 蔡英俊，《中國古典詩論中「語言」與「意義」的論題——「意在言外」的用言方式與「含蓄」的美典》（臺北：學生書局，2001 年），頁 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