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詩史」的名稱或概念所以能夠成立，主要是因為其中所關涉的「事件」的要素，那麼，「詩史」做為詩論所標舉的創作理念，就因為「歷史」的：「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離婁篇下》）。總此而論，「詩史」中體現的事件或歷史因素，並不是詩人所以著意傳寫與舖展的材料內容，但詩人作品中所可能深藏的時代政治社會的背景或因素，卻可以借助解讀的工作而被揭露闡發。相應於這樣的論述脈絡，我們才會說：「詩史」此一概念，自宋代學者提出之後，一直要到明、清之際才有更進一步的申論。3                                                  

最近，我個人因為處理敘述理論與中國敘事與敘述傳統的問題，注意到了陳平原在 1985 年所撰寫的〈說「詩史」——兼論中國詩歌的敘事功能〉一文，儘管我們兩人在問題意識的構思上可能有不同的偏重點，但是都有相同的理解與結論，而他從「詩歌的語言、形式」著手，對於中國古典詩歌傳統所以「利於抒情而不利於敘事」的發展現象所做的具體闡釋，顯然比我更為深入而且細緻；尤其是他從文學創作內在的脈絡討論敘述功能的發展，可以提供我們更多的理解。

最近，我個人因為處理敘述理論與中國敘事與敘述傳統的問題，注意到了陳平原在 1985 年所撰寫的〈說「詩史」——兼論中國詩歌的敘事功能〉一文，儘管我們兩人在問題意識的構思上可能有不同的偏重點，但是都有相同的理解與結論，而他從「詩歌的語言、形式」著手，對於中國古典詩歌傳統所以「利於抒情而不利於敘事」的發展現象所做的具體闡釋，顯然比我更為深入而且細緻；尤其是他從文學創作內在的脈絡討論敘述功能的發展，可以提供我們更多的理解。在他考察的結論處，引述康有為（1858- 1927）所說的「上感國變，中傷種族，下哀生民」，進而論道：「詩人的著眼點已從客觀的『國變』，轉為主觀的『感』、『傷』、『哀』。選擇史詩題材，而後創造『詩史』，保留其歷史興亡感、憂患意識與深沉博大的主導風格，但大大削弱其敘事功能，突出情感因素」。4 我這篇論文，就是想從陳平原所指出的「削弱敘事功能，突出情感因素」此一論點出發，反向處理古典論述傳統在詩歌與歷史分合上所提出的相關論題，也就是從如何強化事件敘述的角度轉而處理歷史、記憶與認同的問題。

在此，我主要是以錢謙益（1582-1664）《錢注杜詩》的刊行（1667）及其與朱鶴齡（1606-1683）《朱注杜詩輯注》（1673）的因依關係為例，闡明「詩史」及其相關的問題。更重要的，我們在孟棨（生卒年不詳，約在唐文宗開成年間到唐僖宗光啟年間，836-888）的《本事詩》中所看到的「詩史」此一概念：「杜（甫）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5 這種提法，其實是孟棨用以闡明杜甫詩歌的某種特質；隨後，蔡居厚（？-1125）在《蔡寬夫詩話》中也提出了相同的說法：「子美詩善敘事，故號詩史」，6 由是「詩史」的概念就與「敘事」的手法相互牽合併論。至於關於這種書寫特質的現代解釋，我們可以援用高友工先生的說明：「《秋興》八首是當代史的自傳性記述；《諸將》五首透過少數將領為焦點來看當代史；《詠懷古跡》五首直接帶我們回到久遠以前的歷史情境」。7

然而，在明、清之際及其後相關的書寫場域中，「詩史」的概念不僅止於描述或說明過往詩歌發展史上某種特定的書寫模式，進而可以引申成為當下對於自我風格的解釋；因而錢謙益所以終其一生對於杜甫詩總是「顧視而不察二者之間，就不免有著「轉喻性」的意義置換關係。8

3 在這篇論文修訂完成後，我重讀嚴志雄闡述錢謙益「詩史」理論的英文論文，其中他以「詩人／歷史家」（poet-historian）與「詩／歷史」（poetic-history）這種雙重的涵義來解釋「詩史」概念所可能指涉的意義。透過這樣的解讀，有助於我們釐清問題的脈絡及其複雜性，因此，如果我有機會重新改寫在這篇論文中所牽涉到的有關「詩歌」與「歷史」的分合關係，我將會更深入討論因著「詩人／歷史家」與「詩／歷史」這雙重涵義而衍生出來的相關論題。嚴志雄的論點，請參見：Lawrence C. H. Yim. The Poet-historian Qian Qianyi.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25-33；該文曾以單篇論文的形式在 2005 年發表。

4 陳平原，〈說「詩史」——兼論中國詩歌的敘事功能〉，《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北京大學，2003 年），附錄二，頁 307。

5 ［唐］孟綮，《本事詩．高逸第三》，見《本事詩．續本事詩．本事詞》（上海：上海古籍，1991 年點校本），頁 18。

6 ［宋］蔡寬夫，《蔡寬夫詩話》，見郭紹虞，《宋詩話輯佚》（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頁 393。

7 高友工著、劉翔飛譯，〈律詩的美典（下）〉，《中外文學》卷十八，第 3 期，1989 年8 月，頁 40。

8 嚴志雄系列針對明末清初詩人作家的生活傳記與詩文，譬如錢謙益、吴兆騫（1631-84），進行有關創傷經驗與記憶的分析，讀者或可參考。見 Lawrence C. H. Yim, “Traumatic Memory,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in Wu Zhaoqian’s Early Exile,”《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27期，2005 年 9 月，頁 123-65；嚴志雄，〈陶家形影神：錢謙益的自畫像、反傳記行動與自我聲音〉，收於《臺灣學術新視野：中國文學之部（一）》（臺北：五南圖書，2007 年）。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清華中文學報 第三期[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第 239～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