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回顧古典詩歌與詩論的歷史發展，我們或可推斷，這樣的一種創作理念與創作手法，其實是傳統知識階層用以彰明自我身份、並藉以相互認同的一種象徵形式。其中，透過認同作用所伴隨的對於過往經驗的借代與解釋，亦即「用典使事」的手法，在在顯示出古典作家試圖把時間上的「過去」拉向「現在」的一種自覺，讓「過去」能與作家當下所屬的「現在」具有一種「同時代性」，並指向「未來」，藉此而喚起或造就一種文化上的集體意識與集體記憶。透過這種審美設計與審美旨趣，古典詩歌傳統得以明顯展現歷史∕文化此一意義深廣的面向。20

更重要的，「神韻」的美典成就一種「不黏不脫，不即不離」的物我關係與情感表現的獨特模式，進而衍生為面向實際生活時可能的一種選擇，於此，王士禎（1634-1711）說的再明白不過了：「釋氏言：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古言云：羚羊無些子氣味，虎豹再尋他不著，九淵潛龍，千仞翔鳳乎！此是前言注腳。不獨喻詩，亦可為士君子居身涉世之法。」21含蓄的詩學，到了王士

20 高友工對於杜甫詩作「用典」所彰顯的功能與意義的闡釋，或可幫助我們釐清問題之所在：杜甫所以能在盛唐後期建立一橫越詩史的「宇宙境界」，主要是因為他「有意地透過私密及公開的典故建構一意象世界，引入簡單意象掌握不了的意義空間」，而此一廣闊的意義空間是來自於杜甫對那「植根於大量古代典籍所保存的人文傳統」的沉思，畢竟「當代活動的意義，包括個人的和政治的，只有透過遙遠的過去的稜
鏡才能被了解」，見〈律詩的美典（下）〉，頁 40。

21 ［清］王士禎著、戴鴻森校點，《帶經堂詩話》（北京：人民文學，2006 年），卷三，頁 83。

王禎倡議的「神韻」美典，在某種意義上成為生存的策略。我想提問的論題於是在於：透過這種情感意念的「超脫性」的創作理念及其可能衍生的涉世法則，古典文化傳統又將如何因應外在那動態而複雜的具體生活世界？「詩史」的名稱與概念，充分體現了書寫與論述場域中關於明、清之際所出現的歷史劇變的紀錄與解釋，因此，就某種意義而言，「詩史」或許可以代表古典文學傳統中一種積極「涉入」的態度與價值理想，進而與「神韻」構成了對峙的兩個端點。然而，詩總是詩，在文學形式與規則的支配下、在詩人身分與創作理念的制約下，情緒感受與心境不免是模寫的焦點與材料，因此總是事件過後經驗的沉思與解釋，而不會是關於事件本身的闡明與敘述。

即使面對明、清之際那樣的歷史劇變，錢謙益也總是不斷透過杜詩的箋注、將詩集命名為《夏五》以及書寫《後秋興八首》等動作，迂迴轉折的道出他對於過去的記憶以及當下的自我的沉思與解釋。

正如趙園先生在論及明清之際士大夫的形貌時所提出的考察：「士對生存的道德意義的重視，士在與其時其世、與當代政治的關係中自我界定的努力」，這些理念與堅持支配了大多數的書寫活動及其內容。

因此，「道德化，對精神事件的偏重，對生活物質層面的漠視或規避（其後果包括了有關記載的闕如、統計材料的匱乏）都限制著對歷史的『復原』；『生活』在文體、時尚的剪裁下，已不但支離離而且單一化了。」22

歷史事件的具體性與真實面向，不免就在詩文創作本身的符號系統操作下，進行意義的「隱喻性替換」。由是，借助於典故與自然物象的運用，生活世界在時間序列上曾經有過的各項活動與具體事件都被符號化了、並且構築成為有待解釋的隱語系統，因而也就不容易被理解了。

22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1999 年），引文分別見頁 256 以
及頁 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