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這篇論文中，我試圖處理的論題大致有下述三個面向與重點。（一）、當代古典文學研究所建構的古典詩歌發展主要是以抒情傳統為基調，而在抒情傳統這一套創作與解讀的模式中，其實富含著極為細緻而精微的文化想像與價值，並且建立在傳統知識階層（士階層）共同的歷史記憶與相互認同。因此，相對於「神韻」所投射的一種遠觀而不黏滯的詩學與政治，「詩史」的名稱或概念的出現，或可用來展示詩人及其所置身的時代政治社會環境之間的關係，充分反映詩人在面對歷史情境時的「心境」或「判斷」，當然，其中「突出情感因素」的成分又不免多於敘事的功能。

（二）、抒情的創作模式既是以自我當下經驗的保存與體現為重心，那麼，在這種觀照經驗模式的制約下，具體生活世界中如鎖鏈般發生的事件並不容易成為詩歌創作的材料，則當下截斷眾流的剎那又將如何因應時間之流的延續與變異？因此，「詩史」此一概念所指陳的歷史事件的面向，是《春秋》式的對於事件意義與價值的解釋或判斷，而不是以情節構造與舖展為主的敘述模式。既然涉及歷史事件此一具體面向的呈現問題，我們或可借用亞里斯多德《詩學》中關於「情節構造」（佈局）與「蓋然或必然的可能性」的說法，重新思考「抒情傳統」在面對未來時可能的轉化。

（三）、「詩史」概念的出現，本來就用以描述或闡釋詩人對於動盪劇變的歷史事件的沉思及其特殊的表現手法，因此，這個概念必然指向題材的重大性與風格的深沉濃鬱；然而，當我們把視角轉向清末民初此一充滿變動的歷史階段時，處處可見「革命」與「啟蒙」這些向度重大的議題，我們又該當如何分析、解讀論述場域中關於「詩歌」與「歷史敘事」之間的因依或對反關係？同時，形塑中國現代性過程中的歷史、記憶與認同的問題，又如何在論述與書寫活動中展示出來？簡單說，思及未來，我所關心的課題，一則是鉅變中歷史的解釋與呈現問題，再者即是說故事或敘述的模式可能導向的認同問題，而這也是我要在論文中所以把論述材料引向近、現代的理由，希望透過這種牽引，可以擴大抒情的文學史的範圍與內容。

一

我在〈「詩史」概念再界定———兼論中國古典詩中「敘事」的問題〉一文中，曾經針對「詩史」此一概念，提出我對於「詩歌」與「敘事」之間相互關係的想法及其初步的結論：在古典文學傳統中，關於「事」此一語詞的界義與陳述大致上是指向實際政治脈絡中的事件，但在詩歌的創作活動中此一與政治場景有關的事件又往往是構成詩歌的背景要素或創作動因，因而事件本身並不成其為詩歌所要傳寫或鋪敘的題材與內容。1

當古典詩論傳統以「詩史」的名稱或概念指稱詩歌中關於事件的描寫與呈現方式時，「詩」與「歷史」這兩個不同的書寫模式彼此似乎就有了交集。然而，當司馬遷將「述故事、整齊其世傳」的歷史纂述工作指向更隱微的「辯是非」或「褒貶善惡」的目的時，2 歷史纂述所屬的論述場域，就由原先可能開展出的敘述面向轉到「補弊起廢」的政教倫理，而歷史本來所代表的關於事件的敘述功能與目的反倒成為第二義了。在司馬遷的解說中，歷史的纂述活動可以推源於《春秋》、並且被置放在《春秋》相關的論述脈絡中來理解。因此，歷史的纂述活動就在於呈現政教倫理與道德原則的裁斷。

1 蔡英俊，〈「詩史」概念再界定——兼論中國古典詩中「敘事」的問題〉，收於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處主辦，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承辦，林明德、黃文吉總策劃，《臺灣學術新視野：中國文學之部（一）》（臺北：五南圖書，2007 年），頁 20。

2 ［漢］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第七十》，［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1993 年影印版），卷一百三十，頁 27。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清華中文學報 第三期[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第 239～272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