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亜洲時報9.2.2024訊》沙巴希盟領袖擬在亞庇市的宣誓石進行潑水儀式，以表達他們對1963年《馬來西亞協議》（MA63）的尊重和承諾，此舉引發不同反應。

公正黨沙巴州主席…

首先，哲學是人類認知這個世界總體努力的一部分，但哲學不只是這些部分。一方面，科學世界跟哲學世界並不完全重合。根據薛定諤，科學家在為世界建模時，已經把觀察者排除在外。的確有一些物理主義者希望以自然科學為基礎對觀察者進行說明，如丹尼爾·丹尼特、史蒂文·平克等，並形成蔚為壯觀的「第三種文化」運動。然而，這種嘗試並沒有消除歧見。他們對觀察者的說明，利用了自然科學的成就，可這些說明既不是經驗性的，也不是形式的，無法得到像自然科學或數學那樣的驗證。例如，丹尼特把自我看成是敘事中心。與此同時，與其說他們對觀察者引以為傲的東西進行了解釋，不如說他們成功地消除了這些東西。比如，通過還原論把某些人類情感解釋成大腦的生理過程或微觀結構。甚至一些帶來美好體驗的事物被解釋為病態——凡·高畫作的高亮色彩被說成是顳葉性癲癇引發的幻覺。要保留獨特性，就不得不訴諸湧現論，而湧現論本質上是不解釋——存在一些微觀結構或生理過程，然後屬人的東西就出現了。第三種文化的擁護者得到結論的過程和結論更像哲學。…

人不但受到欲求因果式推動以維持物理存在，而且有精神生活。後者需要回答我是誰、為什麼活著這些問題。「這是人類所有精神追求的真正源泉」。但薛定諤承認他不知道答案——「這是我的處境」。這也是所有人的處境。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不在自然科學裡。它(主要)不體現為認知，而呈現為講故事，屬於人文。麥金泰爾指出：「無論在行動和實踐中，還是在他的虛構中，人本質上都是一個講故事的動物。」通過講故事，把自己嵌入其中，我們獲得上述問題的回答。個人有發展故事，如小時候的作文《我的理想》；民族有認同故事，民族形成同時就是民族共同敘事被認可。這裡存在著一個伯林認為的「人能夠從內部加以認識的知識領域……因為它是人創造的」。維柯把這種創造的智慧稱作「詩性的智慧」，詩人「能憑想象來創造」。是創造，也是塑造。…

家更願意淡化學科基礎的形而上學屬性，把理論起點看成是公理、基本假設與約定。然而，公理有獨斷論意味，往往只意味著我們(目前)無法反駁；基本假設或約定則有工具論色彩：它們是基礎因為它們有用，它們有用因為它們是基礎——這樣便滑向循環。有學者指出：「要想從科學的理論體系之中徹底清除形而上學，循環論證又是不可避免的」，於是不得不區分大小循環。小循環是指兩者直接相互支持，並不可取。大循環可取，因為相互支持的鏈條足夠長。如，用化學鍵理論去解釋物理浸潤現象，又用物理學的電子理論解釋化學鍵。大循環的合理性意味著「一個科學理論能夠越多地支持其他理論，這個理論本身也就越多地被支持」，如此便取消了形而上學的必要性。科學共同體不免沾沾自喜：盡管一個偉大哲學家就對應一個主義，如柏拉圖主義、黑格爾主義，但科學中並不存在牛頓主義、門捷列夫主義。「主義只是爭論尚無結果的標志。」…

幾乎在所有哲學問題上，哲學家都沒有達成一致。跟科學相比極為不同。數學家很少會在數學問題的答案上有不同意見，物理學家很少會在牛頓物理學結論的闡釋上發生分歧。哲學上的分歧卻比比皆是。一些學者將其概括為「哲學問題無定論」，大凡哲學問題，答案總不確定。這就提醒我們，跟數學或科學問題相比，哲學問題有不同性質。

三、思想面臨的三類問題：經驗問題、形式問題和哲學問題

在《哲學的目的》一文中，以賽亞·伯林明確將問題區分成三大類：經驗問題、形式問題和哲學問題，以顯示哲學問題迥然不同的特征。…

作為謀生活動，哲學構成一個經濟行業，進入社會經濟大循環。哲學工作者把教室和編輯部當成車間，把各種文本當成生產資料，提供課程、演講、論文、期刊和著作等產品，以滿足公眾的哲學興趣。哲學行業會帶動其他行業的發展。對教室和辦公室的需求會帶動建築業和物業，哲學印刷品的生產則會帶動造紙業和印刷業。就像大多數小眾行業一樣，哲學對經濟的作用並不顯著。在謀生時，哲學工作者關心哲學的經濟屬性，如哲學專業舉辦者擔憂就業率、哲學出版業操心期刊和圖書銷量。哲學類似於鑽石，是一種精神奢侈品。羅素就坦然承認：物理科學的「實用性是哲學所沒有的」。…

【摘 要】哲學學者從未就哲學性質達成共識。近來以陳波為代表的一些學者撰文強調哲學的認知屬性，甚至認為哲學實質上是一門科學。這種觀點忽略了哲學活動的復雜性。在當代，哲學活動具有謀生、改造、認知和信仰四種維度。維度不同，目標不同。根據伯林，哲學處理的問題既非經驗問題，也非形式問題，不可能是科學或數學。人類觀念活動是一個連續體，以人文和科學為兩端，哲學位於其間。在科學前沿、科學共同體的底層假定方面，哲學跟科學交織在一起；但在捍衛意義，尤其是把世界呈現為一個整體時，哲學在科學之外。訴諸人類觀念活動的連續性，無法有效證明哲學與科學同質性；相反，這一論證方式還會自我擊敗。

一、導言…

浙江山水獨特，但有獨特山水的並不限於浙江。因此，人的行為和社會的規範乃是構成一地一國獨特性的根本。人造就了歷史與山水的特色與變化，如西湖興廢，白堤和蘇堤的構築，西溪的危亡與挽救。這套讀本的八個主題分別展現浙江社會歷史的不同層面，要參照起來閱讀才有助於全面理解浙江人及社會行為的特征。

由這套叢書人們也可得知，浙江雖為富庶之地，歷代統治者對浙江需索甚殷，但優惠政策和待遇卻很少。在明代，朝廷不斷地將江浙一帶富戶和工匠強制遷徙至北京周圍，以及實邊，對江浙經濟造成嚴重的損害。明清兩代，江浙也是朝廷賦稅的主要來源，但又十分不放心，嚴厲監控當地士林情狀。有清一代四大慘烈的文字獄，有三案發生在浙江，主角為浙江士大夫，荼毒彌廣，盡管這另一方面也讓人領略了浙江文人的獨立精神和膽量。…

唐代張志和跑到祖先之地湖州，在西塞山填了一首漁歌子，曰“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篛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少年時代，覺得這詞大美，以平常的字眼寫出如此雋秀的詞句，日常慣見的景色有了無窮的詩意，但不覺得這景象有什麽的特別。其時，鱖魚雖然不常見，但都是溪水里自然生長的。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感覺世事要大變，曾想搜集一下家鄉西溪的事跡。一位故鄉朋友不以為然，說現在的西溪與先前是不一樣的，沒有必要追憶。料想不到的是，當時大體還在的那些歷盡滄桑兵燹保存下來的千百年城鎮的古時格局和建築，在不到三十年內，幾乎被盡行掃蕩，消逝得如昨日煙雲，乃至山河形勢竟也丕變，悠久的記憶一下子失去了現實的著落。故鄉成了他鄉，鄉音成了絕響。你擁有的只是一個永遠回不去的故鄉，它留存在你的觀念里，親切而渺遠。這時，只有在這時，人們才覺得更有必要把過去的山河歲月，人物故事，風俗習慣記錄下來，流傳下去。…

西方敘事學理論作為一種外來文學理論，曾拓展了古代小說戲曲研究領域，提供了以往中國學者不曾涉及的觀察視角。但此種研究也存在一些弊端和局限，在我國出現了“水土不服”的現象。近年來，國內學者倡導構建“中國敘事文化學”，這一研究理論和方法在拓寬古代敘事文學研究視野上有著成功的實踐，體現出明顯的特色和優勢。

西方敘事學理論弊端突顯

法國學者托多羅夫於1969年提出“敘事學”一詞，標誌著敘事學學科正式確立。“將西方敘事學理論引入中國並應用於中國古代小說戲曲研究，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至今已有30多年的歷史。”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苗懷明說。…

柏拉图的洞穴原型说

恰如当代最理想的对照实例，柏拉图洞穴就像是我们最熟悉的电影院：漆黑一片；我们专注前方，引颈看向屏幕，身后的放映机兀自运转。人们在观看影片的时刻，从未感觉虚拟，更未感受虚幻，而是煞有其事地投入其中，如临其境，感同身受。这就是柏拉图当初拟想的环境。当电影谢幕，我们走出影院，影院外的光线耀目晃眼。此刻，我们意识到这是真实的世界。而影院里的那些感受并不真实，但未必是假；我们需要走出虚幻，但未必影院之外就是真实。

柏拉图叙述了这个模型，他并未指出何为真实。只是隐喻或提醒人们，我们看到、接触的世界有可能未必全真。而洞穴外的世界是否比洞穴里的世界更真实，其实是一个引发数十代人不断前往哲学世界思考的话头。…

1976年2月，乔治·伊斯曼之家长达一年的展览“新地形学：人造风景的摄影”闭幕。同年5月24日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新展《威廉·埃格尔斯顿的指引》开幕。

翌年5月，苏珊·桑塔格出版了新书《论摄影》。

桑塔格肯定关注了这两个展览，也肯定注意到了这些新兴的摄影师。由于时隔久远，我们或许已经对年份失去了敏感。仅以威廉·埃格尔斯顿为例，1976年，他不过是一位37岁的青年人，而诸如新地形学的那些摄影师们也不过是一些30岁上下的新人。…

格拉斯就明理得多，不會這樣發表教條式的指示。還有幾個問題，卻是中國聽眾提出的，其一是提議活用地方性的言語，例如要求香港作者開會研究如何混入粵語在文字中成為更生動的文字。有人認為香港文學社會性不夠；又一位女孩子發言，嘲諷地說：「如果我要讀香港的文學，又有甚麼書好看呢？」提出這幾個問題的，是中國人而不是外國人，更使人份外感到惋惜，覺得香港人對香港自己的東西知道得不夠，作者與讀者之間的隔膜和誤解也實在太大了。…

五·香港

汽車在新界的路上，駛上大帽山，駛下荃灣，向青山駛去。窗外是熟悉的風景，我曾在附近教書，有朋友住在不遠，我來過這裏散步和游泳。但要向一個外國人談到香港往往是困難的，我喜愛香港許多地方和人物，但也有許多事情並非我們願意看見它們變成那樣子。我們很難像其他國家的人那樣驕傲地介紹自己的名勝。另一方面也不能置身事外冷嘲熱諷。香港的處境如此微妙，一個偶然經過的外國人可以了解嗎？我懷疑。所以每次有遊客說香港美麗，我懷疑他們是否只是客氣；有人說香港可怕，我又不知道他們真能了解多少。經過文化的隔膜，語言的誤會，我們可以向一個外國人解釋這類複雜的心理嗎？往往我們寧願沉默了。…

他再對上一本小說《局部麻醉》直接寫兩代的衝突關係，以現代柏林為背景，寫一個激進學生想燒死自己的愛犬以抗議越戰；而他的一個老師，一直覺得這是自己最有才華的學生，希望勸服他用溫和的改進代替激烈的革命。兩代看法的不同，也是格拉斯自己面臨的問題。《局部麻醉》出版後，許多原來擁護他的青年批評他，極左派更攻擊他。格拉斯說：「他們要求的是神、是英雄，我寫的是人。」也許因為他們要求教條的答案，而他則提出疑問吧。孩子們的可愛是他們的生機，還未僵化的能力。所以格拉斯在《蝸牛的日記》裏向他的孩子們說：「我不相信那些宣稱為了人類的利益而要把香蕉拗直的人。」

四·緩慢…

吃飯的時候，我們坐在深井小店露天的枱旁，在工人們之間，格拉斯看來悠然自得。他成功地運用筷子，夾了一塊燒鴨。他認為它們十分美味。他說他可以煮美味的菜，他拿手的菜是蒜茸羊腿、牛肚、扁豆、馬鈴薯湯、魚湯……。他說到近月與他的譯者開會，討論翻譯他新著的疑難，一連幾個星期，到了最後那一次，他自己下廚，煮了一頓美味的食物給譯者吃，因為開會那兒的伙食太糟了！而且，他說，要他們譯這麼一本老寫食物的書，光是譯沒得吃，太不公平呀。他是一個會想到別人的腸胃的人。他對一些政治教條存疑是因為它們引不起他的胃口。他不相信口頭上的宣傳，要用自己的舌頭分辨味道。他在羅馬尼亞旅行時，去到一所飯店中，那兒本有許多平民在吃飯，但因為官方款待他們，把人都趕走了，又額外鋪上桌布。這反而教他食不下咽。進食這樣簡單平常的事，不又正如他所說，見出了許多問題？

三·孩子…

一·手

當格拉斯（GünterGrass）從人叢中走過來，他看來跟任何一個普通人沒有兩樣。他穿一件深褐色的燈芯絨上衣，個子壯碩而不高大，上唇留著鬍髭。是的，當我們看一個人，不是往往最先留意他的面貌和衣著？而這些東西，又卻告訴了我們那麼少。然後他伸出手來，他的握手堅定有力。那是一雙石匠和雕刻家的手，那也是寫出了六本小說和其他詩及戲劇作品的手。他的手並不過份柔軟、並不冒汗或退縮，他的手也不過份強硬、粗暴或侵略性。…

他在上海讀大學時，已開始在柯靈編的《文匯報》副刊〈世紀風〉上投稿，抗日戰爭時他在重慶編《國民公報》與《掃蕩報》的副刊，他戰後在上海創辦「懷正文化社」，出版了熊佛西的《鐵花》，施蟄存的《待旦錄》、戴望舒譯波特萊爾的《惡之華掇英》、李健吾的《好事近》、趙景深的《西洋文學近貌》、徐訏的《風蕭蕭》、李輝英的《霧都》，還有姚雪垠的《雪垠創作集》等。他喜歡姚雪垠的作品，簽約出書後，特別招待姚雪垠在出版社的樓上居住，讓他安心寫作。

他與姚雪垠還計劃創辦《小說雜誌》，後來戰火四起，這計劃流產了。籌集了的一部份稿件，他帶來香港，例如孫伏園的《魯迅先生的小說》、戴望舒譯《英國小說中的旅行》、蔣牧良的小說等。他於一九五一年進《星島日報》編《星島週報》時，將孫伏園的《魯迅先生的小說》發表在《星週》上，但是沒有引起甚麼反應。…

最先打電話給劉先生，為《大拇指》安排一個訪問的時候，他說：「不要訪問吧，大家聊聊天好了。」到了大家在「畫廊」的沙發上坐下來，只好放棄了「攝影機/錄音機」式的訪問，隨便聊天了。與劉先生談天，是很有趣味的，這大概是因為他的確具有小說家對一切事物的廣泛興趣，又有生動的方法把它敘述出來。有時在報館或宴會上遇見他，聽他敘述一件小事──比如談到一個字的讀音或是五四時代某位作家的一段軼事──即使平凡的一件事，由於他敏感的觀察和幽默，也變成一件生動的趣事了。



這次在「畫廊」的談話，由於說明訪問在先，好似有了局限。但我想做這訪問的一個原因，是在七○年代我們對香港作者即使是劉先生的訪談仍不多，劉以鬯先生嚴肅的短篇仍未結集，所以想訪問及整理他在文學上的嘗試。牽涉的內容頗廣泛，回來後想憑記憶記錄成文，但總是覺得這樣寫不夠全面，對了解一個作者還不夠公允。拖了又拖，最後終於把稿趕出來了。不完全是印象記，不完全是訪問，是兩者的混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