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打電話給劉先生，為《大拇指》安排一個訪問的時候，他說：「不要訪問吧，大家聊聊天好了。」到了大家在「畫廊」的沙發上坐下來，只好放棄了「攝影機/錄音機」式的訪問，隨便聊天了。與劉先生談天，是很有趣味的，這大概是因為他的確具有小說家對一切事物的廣泛興趣，又有生動的方法把它敘述出來。有時在報館或宴會上遇見他，聽他敘述一件小事──比如談到一個字的讀音或是五四時代某位作家的一段軼事──即使平凡的一件事，由於他敏感的觀察和幽默，也變成一件生動的趣事了。

這次在「畫廊」的談話，由於說明訪問在先，好似有了局限。但我想做這訪問的一個原因，是在七○年代我們對香港作者即使是劉先生的訪談仍不多，劉以鬯先生嚴肅的短篇仍未結集，所以想訪問及整理他在文學上的嘗試。牽涉的內容頗廣泛，回來後想憑記憶記錄成文，但總是覺得這樣寫不夠全面，對了解一個作者還不夠公允。拖了又拖，最後終於把稿趕出來了。不完全是印象記，不完全是訪問，是兩者的混合吧。

六○年代香港的讀書界，許多人都讀過《酒徒》這本小說，這被人譽為「中國第一本意識流小說」的作品，引起不少討論，又帶來影響。想到要訪問《酒徒》的作者，我自然預備了一些關於小說技巧的問題，關於作者「甚麼時候開始創作小說」之類的問題，一本正經地問起來了。

不料劉先生搖搖頭說：「我只是一個流行小說作者罷了。」聽了這話，我們始之以驚愕，繼之以深思。他的意思很明顯：為了生活，這些年來寫了不少流行小說。他對這並不引以為榮，但也毫不掩飾，他這樣說，或許是表示，並不要爭取甚麼文學的虛名吧。我們承認他寫了很多流行小說，但同時，他也曾寫過不少認真的作品呀。除了《酒徒》以外，還有同是刊於《星島晚報》的《寺內》，短篇如刊於《文藝新潮》的〈黑白蝴蝶〉，刊於《知識份子》的〈動亂〉，刊於《海光文藝》的〈饑餓〉，刊於《筆端》的〈鏈〉，刊於《幸福家庭》的〈吵架〉，刊於《明報月刊》的〈除夕〉，刊於《四季》的〈對倒〉等，都是用心之作，即使同是在報章連載的作品，《明報晚報》以前的《陶瓷》、《郵票》等，也是較認真的作品，與流行小說不同。他在《酒徒》的序中說：「這些年來，為了生活，我一直在『娛樂別人』；如今也想『娛樂自己』了。」我們不過是想跟他談談這些「娛樂自己」的小說吧了。

但他表示，不會再寫這種小說了。

那麼，他要「娛樂自己」的時候，寫甚麼呢？

答案是寫評論。他近年來發表了一些談新文學的文章，如在《四季》上論穆時英、在《文林》談豐子愷、在《明報月刊》談許欽文、端木蕻良，在《明報》、《星島日報》上寫過陸晶清、王平聘、姚雪垠、葉靈鳳、老向等人的作品，因為他自己經歷過那個時代，而且寫文章的態度嚴謹，評論時又有自己的看法，所以這些文章發表以來，得到不少圈內人的讚賞。他對端木蕻良的評論，尤見精闢。《大拇指》三十三期辦端木蕻良專輯時，特別邀請他寫了一篇專論呢。

說到對三、四○年代文學的評論，他的興趣似乎比對談小說還來得濃厚。他說，他看到許多談新文學的作品，其中往往有因立場的偏袒、或是資料的殘缺，造成錯漏。他又說：現在有許多外國學者也來研究中國的新文學，這本來是好事，但是因為他們或是不懂中文、或是不知道當時文學界的情況，所以往往鬧了笑話；他們有些只是集中討論幾個著名的作者，有些只是討論那些有英譯的作品。這自然有欠周全。他說自己看出這些評論的缺漏，自然就盡自己所知，提出補充。這麼一來，就開始寫起這些評論來，計劃中還有許多篇，打算一直寫下去。

三四○年代開姶，就在國內開始寫作，並且先後從事報刊編輯工作，辦過出版社的劉先生，由他來說喜愛和認識的作者，自然資料更見真實，因為曉得當時文學界的情況，了解作者身受的影響和所寫的對象，立論也會更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