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上海讀大學時，已開始在柯靈編的《文匯報》副刊〈世紀風〉上投稿，抗日戰爭時他在重慶編《國民公報》與《掃蕩報》的副刊，他戰後在上海創辦「懷正文化社」，出版了熊佛西的《鐵花》，施蟄存的《待旦錄》、戴望舒譯波特萊爾的《惡之華掇英》、李健吾的《好事近》、趙景深的《西洋文學近貌》、徐訏的《風蕭蕭》、李輝英的《霧都》，還有姚雪垠的《雪垠創作集》等。他喜歡姚雪垠的作品，簽約出書後，特別招待姚雪垠在出版社的樓上居住，讓他安心寫作。

他與姚雪垠還計劃創辦《小說雜誌》，後來戰火四起，這計劃流產了。籌集了的一部份稿件，他帶來香港，例如孫伏園的《魯迅先生的小說》、戴望舒譯《英國小說中的旅行》、蔣牧良的小說等。他於一九五一年進《星島日報》編《星島週報》時，將孫伏園的《魯迅先生的小說》發表在《星週》上，但是沒有引起甚麼反應。

一九五一年應新加坡《益世報》之聘，擔任該報主筆。在南洋居住五年，回港後仍在報館工作。在五九、六○年間，他在《時報》主編的「淺水灣」，是一個很有份量的副刊。我們今日在圖書館翻閱過去的「淺水灣」，可以看到它的確譯介了許多當時的西洋文學和美術，而且鼓勵短篇小說和新詩創作，版面沒有固定，每日變化，配以王無邪漂亮的插圖。這樣文藝性的副刊，即使在十多年後的今日，仍然是罕見的。他又從《快報》創辦開始，就負責編輯副刊，直至如今。他只是簡單撮要地敘述自己的過去（詳情是我們加上去的）然後就笑道：「好了，我的一生就是這樣平凡的了！」然而我們從其中自然可以看到，他如果不是真正喜歡文學，自然不會執著地做了這許多事情，而他的貢獻和影響，即使一時數不清楚，將來也自會有人回顧。而我覺得最難得的一點，則是儘管現在他說不再寫小說，但對其他人的創作，不但不排斥，而且給予鼓勵。在前輩之中，甚至跟許多青年比較起來，他始終是最能欣賞創新的一個人。

在這次訪問中，我最高興聽到的一句話，是在談小說創作時，他說到現在為止，仍然認為「《酒徒》的路沒錯」。對於《酒徒》的批評，可能有許多不同的意見；但《酒徒》的路，即是創新的路，是對現有的沉滯與僵化感到不滿而有所反叛的路，在技巧和內涵都是如此，這是我們可以肯定的。《酒徒》的技巧可能只是一個嘗試，在後來的一些短篇中，這技巧與內容的結合，才顯得更圓滿。但《酒徒》在內涵上，自然流露了此時此地知識份子的困惑；還有一點，《酒徒》中顯露的文學見識，雖然是細節，亦不可忽略，那也是作者今日所寫新文學評論的先聲。

他引用沈從文和朱光潛的話，認為文學的藝術性是重要的，不能僅為適合某一階層而寫。他又引用福克納獲諾貝爾獎的演辭說：「好的文學，該是寫人的內心衝突的。」他嚴肅的小說作品，亦正是有志於此。我們說《酒徒》流露知識份子的困惑，這亦包括了嚴肅文學無法立足的香港的知識份子的憤慨或是妥協。不管在作品裏，或是在訪問中，他都坦白說出這種矛盾。他認為自己以後也不會寫嚴肅創作了。他對新文學的評論，固然可以使許多文學愛好者得益，但愛看小說的讀者，自然仍不免惋惜：他真的不再創作小說了？《酒徒》中提到的那個百萬字的長篇，不會寫下去了？也許他終有一日會改變主意？也許。但答案只有他自己知道。他選擇自己的道路，我們只有期待，以及整理他到目前為止的工作成果，讓更多人知道。

（一九七七年三月，原刊《大拇指》）

附記：文首提到劉以鬯嚴肅的短篇小說終在一九七七年底以《寺內》為名在台灣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