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就明理得多，不會這樣發表教條式的指示。還有幾個問題，卻是中國聽眾提出的，其一是提議活用地方性的言語，例如要求香港作者開會研究如何混入粵語在文字中成為更生動的文字。有人認為香港文學社會性不夠；又一位女孩子發言，嘲諷地說：「如果我要讀香港的文學，又有甚麼書好看呢？」提出這幾個問題的，是中國人而不是外國人，更使人份外感到惋惜，覺得香港人對香港自己的東西知道得不夠，作者與讀者之間的隔膜和誤解也實在太大了。

如果我是那幾位提問的聽眾，一定不敢如此理直氣壯。因為我知道五○年代以來，香港一直都有不同方式表現社會面貌的文學作品、一直都有人嘗試把粵語鍛鍊、而且即使香港文學充滿缺點，缺乏關心，沒有出版商出版，但前輩作者結集還是有的。說：「又有甚麼書好看？」未免太輕率了。指出在香港寫作的困難的作者，他們目的不在訴苦，而在指出實況，並無意逃避。香港的作者在不利的情況下，如果他們相信文字，還是會繼續創作的。對於香港作品，可以批評好壞，但如果根本不知道，還要嘲諷它，未免過份。香港人也應該更好好地正視自己所住的地方、周圍的人物、這兒所生長出來的事物了。過去的自卑、封閉、小器、排斥、推諉的風氣也應該改變了吧。希望格拉斯的出現，他座談會上引起的問題，使我們反省，正視它。最後，格拉斯在私下和在會上都表示：香港是一個困難也是有趣的地方，希望將來會有人以這地方為題材寫出好的作品來。格拉斯說香港像丹錫，我們當然不會忘記，格拉斯正是以丹錫為背景，寫下頭三本小說《錫鼓》、《貓與老鼠》、《犬年》，合稱「丹錫三部曲」。

在這些充滿侏儒、如鼠的喉核、稻草人和犬群的怪誕的傳奇底下，格拉斯一次又一次地重述納粹時期的悲劇，提醒人不要忘記歷史的教訓。這些小說將會流傳下去，叫人反覆閱讀，獲得警惕的。（一九七八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