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敘事學理論作為一種外來文學理論，曾拓展了古代小說戲曲研究領域，提供了以往中國學者不曾涉及的觀察視角。但此種研究也存在一些弊端和局限，在我國出現了“水土不服”的現象。近年來，國內學者倡導構建“中國敘事文化學”，這一研究理論和方法在拓寬古代敘事文學研究視野上有著成功的實踐，體現出明顯的特色和優勢。

西方敘事學理論弊端突顯

法國學者托多羅夫於1969年提出“敘事學”一詞，標誌著敘事學學科正式確立。“將西方敘事學理論引入中國並應用於中國古代小說戲曲研究，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至今已有30多年的歷史。”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苗懷明說。

30多年來，新理論、新方法的應用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小說戲曲的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但是在苗懷明看來，一味將敘事學的一些基本理論和方法套用到中國古代小說戲曲等通俗文學作品上，不僅將敘事學研究模式化、簡單化，變成一種純技術性的勞動，而且對小說戲曲作品特性揭示的深度也將大打折扣。

有些學者根據中國自有的文學資源和話語形式，嘗試構建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敘事學理論，提出了構建“中國敘事文化學”的設想。

在長時間的學術實踐中，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寧稼雨發現，西方化主體方法不能完全解釋剖析中國本土研究對象的一些實際問題。在他看來，以文體史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為主體範式的西方敘事文學研究，面對由若干文體和若干作家作品共同構成的某個故事類型（如《西廂記》故事）時，由於研究僅限於各自側重的關注點，勢必造成對其故事類型整體認知和研究的缺失。

據了解，“中國敘事文化學”的研究方法就是要在確定故事類型構成條件的基礎上采用文獻考據學的方法，對該故事類型所有原始文獻進行檢索，然後分析比較出不同歷史時段，該故事類型文獻材料在故事形態上的異同變化軌跡，並對異同變化原因作出合理的文化學和文學闡釋。

適應中國敘事文學研究

在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程國賦看來，“中國敘事文化學”將敘事學理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視野、文史結合的研究方法相結合，立足於中國文學的創作實際，突出中國文學的主體地位和價值，讓西方文學理論為我所用，拓寬研究視野。

寧稼雨認為，“中國敘事文化學”的研究方法能有效解決由於西方化範式執著文體史和作家作品研究，而造成對於中國敘事文學固有整體形態研究的缺失，回到符合中國敘事文學本身生存形態特征的故事類型研究上來。

“中國敘事文化學”借鑒吸收了敘事學、主題學的理論和方法。“一方面，吸收敘事學理論、方法中的合理有效成分，避免其機械化、簡單化弊端，著力探討故事講述背後的演變軌跡與社會文化內涵；另一方面，借鑒主題學的研究方法，將其從民間文學引入文人創作的研究中，為敘事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方法。”苗懷明說。

簡言之，“中國敘事文化學”是一種在對西方敘事學吸收、借鑒、本土化基礎之上形成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研究模式。

初創階段任重道遠

“‘中國敘事文化學’目前還處於初創階段。”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張國風表示，從理論的完善到“中國敘事文化學”與相鄰學科的切割，從故事主題類型的分析到小說史的概括，從個案的分析到總體的描述，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而在苗懷明看來，“中國敘事文化學”是將表層的敘事結構與深層的文化內涵有機結合起來，這是對敘事學、主題學理論和方法的重要修正和推動，因而更符合中國小說戲曲自身的發展實際。“中國敘事文化學”是一種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的理論和方法，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相信它還會繼續吸收其他相關理論和方法，因而更具張力和彈性。

以“中國”、“敘事”、“文化”這三個關鍵詞構建而成的中國敘事文化學體系，在學理上有著自身難以避免卻必須解答的學術難題。例如，如何處理中國文化與全球文化之間的關係，以便使“中國敘事文化學”的建構在全球文化競爭中獲得更大的話語權；如何處理敘事與審美之間的關係，以便使中國敘事文化學的建構真正融入審美文化的整體格局之中。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郭英德表示，提出並且解答這些學術難題，將有助於推進“中國敘事文化學”的體系建構和實踐，進而有助於推進中國文學、中國文化的深入發展。（來源：2018年02月28日 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作者：李永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