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安全和言論自由之間的矛盾是真正的麻煩，每一個對民權負責，同時又關心自身安全的社會都應正視和解決這種衝突。在這方面，現實情況與支持對所謂黃色淫穢物品進行審查的理由就不同了。在大多數黃色淫穢物品案件中，這種衝突是由人們分析解釋出來的，根本不需要實際存在。



在一個自由的多樣化社會中，有足夠的地方去滿足一些人從淫穢物品中得到快感的需要，也提供足夠的保護，使另外一些人不受那些令人不快的物品干擾。



你有權揮舞你的拳頭，但必須在沒碰到我鼻尖前就停住，這條指導性原則指出了一種可行的方法，去限制純粹冒犯性的物品。…

我們強調的第一修正案憲法權利的理由只在一條腳注中加以評論，認為即使沒有明確的協議，中央情報局也可以合理地限制僱員活動，以便保護政府的重大利益，即使這種活動在其他情況下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護。



裁決認為，上訴法院判給中央情報局的損失賠償（政府在上訴請求書中說這種賠償足以保護該局的利益）不足以保護該局的利益。



換句話說，最高法院想給政府的比它所要求的更多。政府得到一半就會滿足，而最高法院卻給他一倍半。沒有一個判例比這一個更能刻畫這些所謂保守派法官的偽善了。…

出於周全審慎考慮，他應接受這種很不舒服的妥協，但原則性卻又主張他去最高法院最後一搏。我把所有的風險都寫在一份提綱里交給斯奈普，只有他自己才能作出決策。



斯奈普，這時候已經成了一個世界級的業餘憲法律師，對這一些了如指掌。他不需要再深思熟慮，他決心破釜沉舟，即使破產也在所不惜，去最高法院上訴。



現在，故事就真正變得稀奇古怪起來了，居然還有點兒複雜。



我們呈送聯邦最高法院一份重審請求書，要求最高法院考慮複查（最高法院有複查和不複查的自主權）。在請求書中，我們對聯邦地區法院和上訴法院認為中央情報局要求對出版物預先審查的制度是合法的裁決提出異議。…

斯奈普知道中央情報局對那些泄露后不危害國家安全，但會使它受窘難堪的材料也照樣進行審查的政策。雖說他的書中並沒有任何未公開過的秘密，但他唯恐經過審查后，書中對中央情報局在西貢撤退中表現無能的評價將會被刪除。



所以他拒絕將此書預先送審。實際上，在司法部內部經過幾番爭論后，卡特政府決定對斯奈普不予追究刑事責任，而只是要求法院禁止他將更多的中央情報局材料不經審查而發表，強制他將出版《莊嚴時刻》一書收入全部上繳。



弗蘭克花了18個月整天埋頭此書寫作，這意味著如果政府在這場訴訟中勝訴，這位前情報局人員將被剝奪這段時間的全部勞動所得，這筆錢總數約為10萬美元。…

5 對中央情報局黑幕揭發者的起訴和打擊



1977年11月20日，千百萬美國人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名彌遐邇的《六十分鐘》電視節目中，觀看麥克華萊士採訪前中央情報局人員弗蘭克斯奈普。



這個節目絕非尋常，因為它是在一個秘密地點攝製的，提供了極周全的安全保密措施，節目事先也沒有預報。



這場採訪占整個《六十分鐘》節目三分之二的時間，而不是像往常那樣只佔全部時間的一小部分。斯奈普在節目中講述了他是怎麼從中央情報局的效忠者，轉變為一個內部的批評者，然後又怎麼成為公開揭露中央情報局的腐敗、愚蠢、變節和忘恩負義的人。…

4 「斯坦福大學永遠不會允許教授這種課程」



斯坦福大學眾多教授之中，最有爭議的人是威廉肖克利教授。他在1956年因半導體方面的成就而獲諾貝爾物理獎。



許多年來，肖克利教授一直從事實驗遺傳學的研究和寫作，他曾發表了不少引起爭議的論文，宣稱白人在智力上優於黑人。不出所料，他的這些奇談怪論自然受到最受尊敬的遺傳學家們的嘲笑和反駁，許多學生和科學家要求對他的著作進行審查刪節。



斯坦福的激進左派，包括布魯斯富蘭克林都認為，斯坦福校園裡不應允許講授這種觀點。肖克利的課經常被阻撓、打斷、取消，連他的物理課也常常被充滿敵意的學生打斷。…

3「此案不牽涉到道德問題」



聯邦警察們繼續展示強大的力量，一直到7月4日的那個周末以後。在弗里德曼法官7月中旬下達了他的裁決後進一步加強了力量。



法官在裁決中複審了證據，其中不包括公園巡警實際執行禁令的情況，得出一些耐人尋味的結論。



他開篇就注意到此案不牽涉到道德問題不是裸體本身的問題，而是天體浴場的觀瞻問題法庭隨後論述決定此案性質的必要條件，即如果憲法賦予天體浴愛好者任何在傳統地,作為天體浴場所的半孤立小塊公有海灘聚會的權利，這種權利的範圍是什麼。…

最後，辯護詞討論富蘭克林在計算機中心前，當警察下令人群散開時的言論和行動，認為憲法允許講演人與警察爭論下令讓群眾散開是否得當。他也有權鼓動其他人不服從命令，只要他出於誠信，認為該命令是不合法的。



唯一的例外情況是，如果講演者的鼓動明顯地、即時地有造成嚴重人身傷害的危險。所以我們的結論是，只有確鑿證據證實富蘭克林煽動人們立即進行暴力活動反對警察時，這樣，這種鼓動才能充分地造成明顯的、即時的危險。



這份辯護詞確實不是一份激進的文件，它僅僅強調公民自由聯盟的一貫立場，並要求委員會把這些原則落實到富蘭克林的案子中去。它同時要求大學當局用第一修正案的原則衡量，不要一味強調斯坦福是一所私立大學，憲法對它行動限制是有限度的。辯護詞沒有討論案件的事實情節，也沒有就此得出具體結論。…

流言一下子就開始在斯坦福大學校園裡傳開，說我把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攪進這個案子里來。有人抨擊我，說我不該干預邀請我來做客的主人的家務。萊曼校長在學校電台廣播中攻擊我：

所謂一切言論都在憲法意義上受到保護本來就是神話。美國沒有一個精通憲法的律師敢這麼說，甚至從哈佛降臨到斯坦福把我們從罪孽中拯救出來的德肖維茨教授,也不敢出此狂言。 

我在《斯坦福大學日報》上發表如下聲明，給予反擊：

在解僱富蘭克林一事中，牽涉到至關重要的民權問題。如果萊曼博士願意與我就憲法或民權問題，或就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主張一見高下的話，我願就此中的實體性法律問題與他辯論。…

2 「這根本不是一樁有關民權的案件」

我到斯坦福以後，有幾個星期平安無事。我確實不想參與此案，特別是因為我不喜歡富蘭克林此人，不喜歡他待人接物的方法。



我倒是希望大學方面，能掌握富蘭克林親身參與了暴力事件的證據，這樣就不是因為他的言論和聲明而解僱他了。



可是，隨著時間的消逝，有兩件事實越來越清楚，它使我心煩意亂：富蘭克林是因為他的言論而被開除的；富蘭克林沒法從斯坦福大學和周圍社區找到一位律師，也無法從其他地方找到律師在聽證會上為他辯護。…

既然遊客過分擁擠的問題，可以用其他方法解決，我就拿出一份公園管理局的文件呈交法庭作為物證；該文件列出幾種在特魯洛解決天體浴場的方法：

問：據我的理解，方法之一是繼續允許在灌木谷進行裸體日光浴，但是對於使用該浴場的人數會有具體限制。答：是的，先生。問：允許裸浴，但限制使用灌木谷海濱浴場的人數，推行這種方法的花費與推行絕對禁止裸浴的費用相同，這是事實嗎？答：是事實。

哈特利承認，天體浴場每日平均人數約為340人，這個人數沒有超出海濱浴場的承受能力；星期六和星期日約為600人，也在承受能力之內。確實，甚至在8月的星期天里人數高達1200人時也還是能夠管理好的。…

我們認識到人太多已經造成了一些問題，可是這些問題可以用慎重周到、較少限制人們憲法權利的規定來解決，而不是用絕對禁止的方法。我們建議，為防止破壞沙丘，公園管理局可以在人們最常去的沙丘上派幾個巡警；為了解決停車問題，巡警可以嚴格執行不准停車的規定；為了減少人流，管理局可以規定海灘人數限制。



這樣做比執行完全禁止裸體所動用的人力物力要少，更省錢省力。我們請求法庭頒布禁止令，阻止政府在傳統進行天體浴的孤立海灘地段，執行禁止裸體的規定。弗蘭克弗里德曼法官受命審理此案，同意為此進行一次聽證，但又建議我們先去犯罪現場在大沙丘的裸體浴場實地觀察一下。…

禁止在公眾場合赤身露體，包括在公共場合裸體游泳。公共場合赤身露體，是指在公共場合有意識地，未能用完全不透明的衣服遮蓋該人的外生殖器、內生殖器、陰毛部分、肛門部分，或女性乳房低於乳暈邊緣之上部分。此規定對10歲以下兒童不適用。

勞倫斯哈德利，科德角國家海灘公園管理者宣布，自1975年5月19日起，禁止在科德角國家海灘公園地帶赤身露體；初犯者將課罰金25美元。（聯邦規定允許的最高罰金為500美元，最高刑期為6個月徒刑。）



政府估計會有大規模的不服從活動，因而在海灘布署了直升飛機監視，公園騎警巡邏，還在沙丘頂上布置了無線電監視哨，指揮開著翻沙過山車的警察分隊，甚至還派了穿便衣的密探（這些人自然而然地很快就被人稱作脫衣警），還新招募了幾十名公園守護人，專門進行了訓練。…

所有的人都否認他們是反對裸體本身，雖說有些居民向來反對裸體游泳，並且用其他問題來反對裸體。禁止天體浴的鼓吹者爭辯道，裸體遊客破壞了沙丘天然形成的美麗線條；而不反對天體浴的人則譏諷，地叫他全身披掛地從沙丘上滑下去，而自己則一絲不掛地滑下去，然後看哪一種人對沙丘的損壞更大些。



後來，那些要求徹底禁止天體浴的人佔了上風，特魯洛居民委員會決定遊說聯邦政府制定法規，在國家海岸風景區禁止天體日光浴。1974年夏，有一些最強烈主張裸體自由的人到我家來進行法律諮詢。…

裸體就是美麗，大沙丘下的海灘成了從美國東北部來的，美麗和不美麗的人的聚會地點。到1974年夏，非正式的天體浴場已拓寬到約1英里長的一段海灘，在8月的星期天里，你總可以看見1000多個裸體浴者，躺在這片令人炫目的白沙之上。



這片海灘的古樸淳厚之風已蕩然無存，浴者一夥一夥擠在一起，已經談不上適當間隔，或假作視而不見。喜歡偷窺春光的人潮湧而來，特別是那些騎摩托車的傢伙，直衝到沙丘之上用望遠鏡照相機飽覽無遺。



商業性的旅遊車定時從鎮上往海邊來回運載喜歡偷窺和暴露的人。叫賣的、演雜耍的，甚至還有販毒的都來了，把這地方弄得五光十色、一派狂歡節氣氛。…

在人們的內心深處，每個人都希望對他不喜歡的東西進行審查。很多猶太人認為，應該禁止佩戴字元號的納粹黨徒，在二次大戰猶太人集中營中倖存者居住的街道上行進。



有些黑人想禁止像《小黑孩》和《哈克貝利芬歷險記》這樣的書，認為這些書中有侮辱黑人的描寫；同性戀者反對貶低同性戀行為的電影。



沒有一種客觀地衡量什麼是有害什麼是無害的標準。…

我們立即著手準備提取證言，這是一項在起誓所言皆實情況下，對地區檢察官德羅奈所作的口頭審問。由於提取證言是聯邦民權訴訟的一部分，所以這由珍妮貝克來進行。



我就坐在她身旁作記錄，以便找到一些在州刑事訴訟中有利的材料。珍妮首先證實了德羅奈有意識地隨意解釋法律： 

貝克：事實是，阿爾貝蒂法官認定這部影片內容並非黃色淫穢，並沒有阻止你禁止這部影片上映的打算，是嗎？德羅奈：是這麼回事。貝克：你認為你可以下決心把這兩個人以刑事犯罪為由加以逮捕，儘管地區法院法官已經認定該影片並非黃色淫穢物品？德羅奈：沒錯。貝克：你覺得你可以禁止一部地區法院法官已經裁定不是黃色淫穢的電影？德羅奈：我們已經這樣做了。貝克：你在這個案子里有效地起到檢查控制的作用，是嗎？德羅奈：沒錯。 …

在釋放昆西堂二君子的呼喊聲中，斯托克和黑根被帶到劍橋警察局拘押，罪名是有意散布黃色淫穢物品。他們後面跟著一群學生，這群人就在警察局大門口台階上抗議逮捕這兩個學生。抗議的人群中有一些女生就是早些時候組織女權主義遊行示威的人。



我後來談到這個具有諷刺意味的現象時說： 

這兩個孩子被捕之時、法律被動用之時，一切都發生了變化；這些婦女成了惡人，這些孩子成了英雄。我們都得到一個教訓：貶低這類言論的合法性的最無效的方法就是召喚啟用法律；這種辦法會帶來相反的作用，你會把好人都趕到做壞事的人那邊去。…

我在當晚差幾分8點時來到昆西堂，四周是一派馬戲團的熱鬧情景。幾百人組成了糾察線在昆西堂外行進，鼓動想看電影的人不要進去。人群中發生了推搡和扭打。有人在喊口號：出版自由不是性騷擾的自由！黃色淫穢物品教唆暴力行為！



我穿過糾察線，對準備看電影的人和抗議者發表演講：

不管你們這些人喜歡不喜歡，你們都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政治事件的組成部分，我現在對那些決定去看這場電影的學生，既不鼓勵也不反對。如果不是因為我參與了這場訴訟，我會參加糾察線，保護抗議放映這部電影的人的權利，會勸說你們不要去看這部影片。 

我接著用一種我現在讀起來都感到過分嚴厲的語言，譴責那兩個向地區檢察官控訴的學生： …

我提醒她們，高唱道德經的多數派正努力蕩滌電視節目中的污泥濁水，符合這個標準的女權主義節目也不例外。我告訴他們正是那個曾經企圖禁映《深喉》的檢察官，成功地制止了一部優美的關於婦女同性戀的影片上映，他的根據就是那條反色情淫穢物品法律。



我援引葛洛麗婭斯坦納姆的例子，證明反對黃色下流物品法律的漫長歷史，已經證明這些法律經常被用來反對，在政治上或生活方式上持異端的人。



我提醒他們不要忘記，如果美國人無法無天隨意行事的話，佔上風的就可能是唱道德經的多數派，這些人在數量上遠遠超過激進的女權主義者。他們將把他們認為有害的出版社搗毀那些鼓吹計劃生育、墮胎、婚外性行為的書籍都在此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