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斯坦福大學永遠不會允許教授這種課程」

斯坦福大學眾多教授之中，最有爭議的人是威廉肖克利教授。他在1956年因半導體方面的成就而獲諾貝爾物理獎。

許多年來，肖克利教授一直從事實驗遺傳學的研究和寫作，他曾發表了不少引起爭議的論文，宣稱白人在智力上優於黑人。不出所料，他的這些奇談怪論自然受到最受尊敬的遺傳學家們的嘲笑和反駁，許多學生和科學家要求對他的著作進行審查刪節。

斯坦福的激進左派，包括布魯斯富蘭克林都認為，斯坦福校園裡不應允許講授這種觀點。肖克利的課經常被阻撓、打斷、取消，連他的物理課也常常被充滿敵意的學生打斷。

我在中心工作期間，這個問題變得嚴重起來了。肖克利準備了一個研究生選修課程，題為：《劣生學：人類行為遺傳學及種族差異的新研究方法》。

這個課程一出台，立即在校園裡引起軒然大波。一個激進的左派學生組織領導聲明：不應該允許這種課程在斯坦福大學講授。經過一番爭論后，一個由5人組成的教授顧問委員會，被指定來討論肖克利教授的課程是否可以在斯坦福講授。

該委員會花了3個月的時間研究這件事，並決定該課程應該在一個授課時完成，而且沒有學分。儘管如此，大學研究生部主任還是拒絕批准該課程。

斯坦福大學的左派們對解僱富蘭克林十分不滿，卻對禁止肖克利的決定萬分快樂。斯坦福的右派們，雖說對富蘭克林的解僱歡欣雀躍，卻對禁止肖克利的決定惴惴不安。

那些不偏不倚的人對學校的這兩個決定都表示支持。差不多沒有一個人對這兩個決定都持批評態度。我卻認為，研究生部主任禁止肖克利課程的決定恰恰是富蘭克林案件的另一個極端：兩者都否定了學術自由，而只是黨同伐異的爭辯。

一開始，我在肖克利事件上保持緘默。我參與富蘭克林案件對我的工作干擾不小，而且使我與我在斯坦福大學法學院過去的同事之間產生了嚴重的隔閡。我極有興趣地注視著肖克利觀點的爭論，但在公開場合不發表意見。

可是，在主任否決教授顧問委員會允許肖克利開課的決定后，在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對此公開批評的情況下，我在《斯坦福大學日報》上發表一篇文章，評論說，學校在剝奪一個激進分子的學術自由權利幾個月之後又剝奪了一個反動分子的學術自由權利，從而完成了一個鎮壓言論的循環：

我想有人把這看作某種對稱性，以此證明斯坦福在當前一些緊要問題上是不偏不倚的。我以為，在肖克利和富蘭克林案件上的兩個孿生裁決，表現了斯坦福對待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令人黯然的立場，它又一次想找到一條捷徑，在肖克利案中向左派的言論檢查控制投降，而在富蘭克林案中向溫和的中間派和反動的右派的言論控制屈膝。

真正的悲劇是，在斯坦福似乎沒有為言論自由和探討各種政治觀點的學術自由聲張的力量。

我的信立刻引起反應。最先一批呼聲來自大學里那些無所不在的衛道者。處分富蘭克林的教授顧問委員會主席唐納德肯尼迪不是去討論這裡面的具體問題，而是學著萊曼校長的腔調對我進行攻擊：

德肖維茨教授最新的佈道，能幫助我們去領悟萊曼校長在談到這件事時所作的形象描述：他從哈佛被派到這兒來，把我們從罪孽中拯救出來。可憐的德肖維茨，像貓頭鷹一樣從研究中心的陽台上向下凝視，錯把拉古尼塔斯湖錯當成加利利海。

德肖維茨應該回哈佛去，找一個不屬於法學院的系開一門課，我一開始想到哲學系，可我又尋思德肖維茨在那兒的同事們，會覺得他的道德觀點有點兒不同尋常。

所以我決定建議德肖維茨教授在哈佛醫學院開設胸外科課程，不管德肖維茨的醫學知識底子如何，如果醫療事故出現后控告他失職的訴訟隨之而來，他應付起來肯定是不成問題的。

我想只要他願意討論具體問題，而非鸚鵡學舌般地進行人身攻擊，我可以回答他提出的問題。可我也忍不住指出，實際上，儘管沒有醫科學歷，我曾在哈佛大學醫學院教過課，從未有人告我胡亂行醫。哈佛大學哲學教授羅伯特諾齊克那年恰好也在中心講學，他的回答要中肯得多：

唐納德肯尼迪竭盡全力地想醜化艾倫德肖維茨，說什麼如果德肖維茨教授提出開設一門普通大學的倫理道德教育課程，他在哲學系教授倫理道德的同事們就會提出抗議。但我們不會提出抗議。

諾齊克爭辯道，指責肖克利的觀點不足論道，實際上只是為審查他的論點尋找借口。諾齊克問，如果另外一位資歷相同的教授，想開一門闡述種族智力平等理論的課程，他是否也會被禁止呢？最後諾齊克指出：

斯坦福大學輿論對待德肖維茨教授，在富蘭克林和肖克利案件中的觀點的卑劣態度，一點兒也不能反駁德肖維茨教授，指控斯坦福大學對於異議分子的仇視態度。

我至少成功地使自我陶醉的斯坦福教員們，在肖克利案件上發生了一些爭論。《斯坦福大學日報》接連幾個星期連篇累牘地刊載評論、讀者投書和討論該案的文章，但這些都無濟於事。

至少當我在斯坦福時，肖克利和富蘭克林都不能在課堂里陳述他們有爭議的觀點。斯坦福又恢復了往日的寧謐；持不同觀點的人、分裂者及不那麼忠心耿耿的人，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甚至是不偏不倚的民權主義者，都感到微風輕揚的棕櫚樹也不歡迎他們。

我在中心研修一年快結束時，《斯坦福大學日報》的一位記者寫了一篇關於富蘭克林和肖克利案件的報道，該文對我有如下一段描繪，使我頗感自豪：

可是，通過他生氣勃勃地為富蘭克林和威廉肖克利教授辯護，他與萊曼及其顧問們那些廣為發表引人側目的筆戰，德肖維茨填補了大學里近年來一直空缺的那個位置斯坦福大學的牛虻。

1972年底我回到哈佛大學。回到哈佛后，我和大學當局之間發生過許多次爭論歧見，可我從來沒有像在斯坦福那樣受到人身攻擊。布魯斯富蘭克林還是以他的革命方式行事，他後來因包庇藏匿在逃殺人犯而被捕。

他現在新澤西州新布隆斯維克的拉特傑斯大學教文學課。肖克利教授還在繼續演講他眾議紛紜的種族優劣論。理查德萊曼已經卸去斯坦福大學校長職務，赴洛克菲勒基金會任董事長新職。填補空缺的，不用說，是唐納德肯尼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