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釋放昆西堂二君子的呼喊聲中，斯托克和黑根被帶到劍橋警察局拘押，罪名是有意散布黃色淫穢物品。他們後面跟著一群學生，這群人就在警察局大門口台階上抗議逮捕這兩個學生。抗議的人群中有一些女生就是早些時候組織女權主義遊行示威的人。

我後來談到這個具有諷刺意味的現象時說： 

這兩個孩子被捕之時、法律被動用之時，一切都發生了變化；這些婦女成了惡人，這些孩子成了英雄。我們都得到一個教訓：貶低這類言論的合法性的最無效的方法就是召喚啟用法律；這種辦法會帶來相反的作用，你會把好人都趕到做壞事的人那邊去。

捕人後幾天，馬薩諸塞州公民自由聯盟在波士頓聯邦法院，呈遞了一份民權訴訟請求，控告地區檢察官德羅奈侵犯了斯托克和黑根的權利，還侵犯了購買了那三場電影票的觀眾看電影的權利，因為他沒收了這部影片，取消了放映。

珍妮貝克當時是公民自由聯盟的常年法律顧問，充當這場訴訟的負責人。我仍然擔任斯托克和黑根的律師，在可能面臨的州法院對他們的刑事起訴中為他們辯護，對他們的指控是最高可判5年徒刑的重大犯罪。

在法律問題上就像在一些體育比賽中一樣，最好的辯護經常是漂亮的主動出擊。因此我們決定呈遞一份聯邦民權訴訟請求，控訴地區檢察官，這將成為我們辯護策略的一部分。

我將逼他處於守勢，實際上在一位聯邦法官面前把他當作被告，要求他就逮捕斯托克和黑根的行為拿出充足的理由，就為什麼阿爾貝蒂法官裁決該影片內容並非黃色淫穢，仍一意孤行地沒收影片做出解釋。

更為重要的是，從實際的角度來看，我們原告方提起聯邦訴訟會使地區檢察官，處於承擔取證義務的位置。這一取證程序是強制原告被告雙方，回答對方律師提的問題的技術手段，雙方回答問題之前都必須起誓所言皆實。

這些訴訟技術手段是為加速審判過程而設置的，鼓動律師在開庭前盡心盡意地弄清事實，儘可能地精簡有關的法律問題。一般來說，在刑事訴訟中沒有取證這一程序，所以斯托克和黑根無法強制地區檢察官德羅奈在這場刑事訴訟中回答他們的問題。

可是取證可以作為聯邦民權訴訟中的一部分，所以我和珍妮貝克把可以在聯邦民權訴訟中，使用取證的手段串在一起，來幫助我們準備在州刑事訴訟中的辯護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