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強調的第一修正案憲法權利的理由只在一條腳注中加以評論，認為即使沒有明確的協議，中央情報局也可以合理地限制僱員活動，以便保護政府的重大利益，即使這種活動在其他情況下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護。

裁決認為，上訴法院判給中央情報局的損失賠償（政府在上訴請求書中說這種賠償足以保護該局的利益）不足以保護該局的利益。

換句話說，最高法院想給政府的比它所要求的更多。政府得到一半就會滿足，而最高法院卻給他一倍半。沒有一個判例比這一個更能刻畫這些所謂保守派法官的偽善了。

他們聲稱堅持司法約束原則，反對主動創造司法先例，而斯奈普案恰恰是他們主動創造司法先例的典型：議會已經表示不能通過禁止政府工作人員透露重要情況的立法，就像斯奈普案中的那種泄露方法；也不能授權政府以沒收有泄密情況的作者稿費收入的權力。

另外，政府對上訴法院作出它不能得到損失賠償的裁決是滿意的。儘管這樣，掌握最高法院大權的那些所謂堅持司法約束的保守派法官們，也主動給政府未經議會批准的權力，給予政府連它自己也沒有要求的權力，這難道是司法約束嗎？

最不能容忍的是，弗蘭克必須把《莊嚴時刻》一書收入繳還給政府，雖然他並沒有在書中發表任何列為保密的材料，或泄露任何中央情報局尚未解密的機密情報。其他政府僱員，如亨利基辛格就被允許保留他出書的收入。

甚至在他們泄露了機密，沒有預先把手稿交付審查的情況下也不追究，僅僅因為他們在書中替他們工作的政府部門塗脂抹粉。

斯奈普從此受到終身禁止令必須把不管什麼內容的手稿，在出版前交給中央情報局審查刪改，否則就冒著藐視法庭受到刑事處分的危險。

一句話，這是聯邦最高法院在言論自由方面迄今作出的最重要、影響最深遠、因而最富危害性的裁決；而這一裁決是在沒有審閱上訴辯護詞和當庭辯訴的情況下作出的。

斯奈普的名字已經成了法律辭彙的一部分律師們，現在把一位當事人在最高法院申訴受到不予考慮對待稱作予以斯奈普處理。公眾對斯奈普案裁決的反應顯得又快又激烈。

《紐約時報》評論員安東尼路易斯寫道，最高法院的保守作為影響之大，可以適用於千百萬政府僱員身上，因此，當最高法院在斯奈普訴美利堅合眾國案中那麼突然地、武斷地判決時，人們就有足夠的理由感到不安。

納特亨托夫認為，在美國歷史上還沒有一個這樣深深危及內幕揭發者的判決，美國人民可能因此再也無法揭發政府的愚蠢和腐敗。該案裁決后不久，在紐約召開了一次討論會來研究該裁決的影響。主持討論會的人是麥克華萊士，安東尼拉法姆（他是前中央情報局首席法律顧問），還有我本人。華萊士談道：

弗蘭克是我的朋友，但我並不贊同他違反合同義務。在我看來，合同應有約束力，如果你參與了違反合同約定義務的活動，你就得為此付出代價，作出賠償。

當然，馬丁路德金不應為他的民事不服從行為而被判無期徒刑。而弗蘭克斯奈普寫書掙的所有收入卻被剝奪了。

拉法姆則陳述了中央情報局的立場：

這些義務，即不泄露在受雇期間了解到的保密情報，在手稿發表之前給中央情報局一個審查的機會，是不可分割的義務。如果沒有保密要求，中央情報局就沒法幹下去了。

這個裁決可能在極有限的程度上，減少新聞界與那些願意拿國家機密來換取錢財的前政府工作人員接近的機會。這在我看來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我指出，如果最高法院的論點在幾年前，當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寫關於尼克松政府內幕的書時實行的話：

如果那個秘密情報來源是個政府僱員，簽了保密合同（很明顯，他必須這樣做才能受僱），那麼，政府就可以沒收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寫書的收入、《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的收入、《深喉》電影的製片公司的利潤，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討論會上，為了展示最高法院裁決中可能孕育的一系列可怕後果，我假設，弗蘭克斯奈普寫了一首詩，一首歌頌越南樹木的詩歌，我大聲問道，最高法院的禁止令是否對詩歌小說也適用？不久，這個假設不幸而言中。

裁決下來不久，斯奈普開始寫一本關於暗殺肯尼迪總統的小說（那場悲劇發生時，斯奈普才20歲）。

中央情報局認為，即使是這樣虛構的作品也必須送審。根據中央情報局對保密協議的解釋，斯奈普在小說初稿呈交中央情報局審查之前不能讓編輯看。這太令弗蘭克感到驚駭了，可他又無可奈何，只有把手稿交給中央情報局審查，同時附上一封未加審查的信來表達他的憤慨：

誰能想像得到，這種事竟然發生在美國？我敢肯定那些起草憲法的先輩萬萬想不到，他們苦心孤詣地醞釀了第一修正案，以此抵制抗拒18世紀英國用來鎮壓異端言論文章的制度。在那種黑暗年月里，作家只能用一種策略來繞過政府施加於他們的束縛。他們寫寓言但你們卻比當年英國人走得更遠，你們實際上認為你們甚至有權審查刪改寓言，我們已經糟糕到什麼樣子。

你們現在面對著的是一部小說，它可能帶來的唯一無可彌補的危害，是使花錢買書的讀者感到索然寡味，而讀者有權指望他們花錢換來的應該有價值。中央情報局不理睬斯奈普的抱怨，將該書送有關部門審查。後來此書通過審查，一字未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