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諾屬於愛利亞學派﹐這個學派的目標是要證明所謂變化這種事情是不會有的。對世界應採取的自然看法是﹕存在著發生變化的物件﹔例如﹐存在著一支時而在此﹑時而在彼的箭。哲學家們把這個看法對分﹐發展出來兩種悐論。愛利亞派的人講﹐有物件而沒有變化﹔赫拉克利特和柏格森講﹐有變化而沒有物件。愛利亞派的人說有箭﹐但是沒有飛行﹔赫拉克利特和柏格森說有飛行﹐但是沒有箭。雙方各反駁對方﹐來進行辯論。“靜”派的人講﹐說沒有箭是多麼可笑﹗“動”派的人講﹐說沒有飛行是多麼可笑﹗那位站在中間主張也有箭也有飛行的不幸者﹐被參與辯論的人認成是否定二者﹔他於是就像聖西巴斯蒂安一樣﹐一側被箭刺穿﹐另一側被箭的飛行刺穿。但是我們仍然沒有發現芝諾的議論的說服力何在。 …

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期﹐微積分學作為一種方法雖然已經十分發達﹐但是關於它的基礎﹐它是靠許多謬誤和大量混亂思想來支持的。黑格爾和他的門徒抓住這些謬誤和混亂以為根據﹐企圖證明全部數學是自相矛盾的。由此黑格爾對這些問題的講法便傳入了哲學家的流行思想中﹐當數學家把哲學家所依賴的一切困難點都排除掉之後很久﹐黑格爾的講法在哲學家的流行思想中依然存在。只要哲學家的主要目的是說明靠耐心和詳細思考什麼知識也得不到﹐而我們反倒應該以“理性”為名﹙如果我們是黑格爾主義者﹚﹐或以“直覺”為名﹙如果我們是柏格森主義者﹚﹐去崇拜無知者的偏見––那麼數學家為了除掉黑格爾從中得到好處的那些謬誤而做的工作﹐哲學家就會故意對之保持無知。 …

但是﹐撇開數的問題不談﹐我們要承認柏格森所講的分離的諸單元的一切多元性都暗含著空間這個主張嗎﹖他考察了和這個看法似乎矛盾的事例當中若干事例﹐例如接連繼起的聲音。他說﹐我們聽見街上某個行人的腳步聲時﹐我們心中懸想他的相繼位置﹐我們聽見鐘聲時﹐我們或者想像那個鐘前後搖蕩﹐或者把相繼的聲音在理想空間中排列起來。但是﹐這些話僅僅是一個好作視覺想像的人的自傳式述懷﹐說明瞭我們前面所講的話﹐即柏格森的見解有賴於他的視覺的優勢。把時鐘的打點聲在想像的空間中排列起來的邏輯必然性是沒有的﹐據我想﹐大多數人完全不用空間輔助手段來數時鐘響聲。然而柏格森卻沒有為必要有空間這個見解申述任何理由。他假定這是顯然的﹐然後立即把這個見解用到時間上。他說﹐在似乎存在著一些彼此外在的不同時間的場合﹐各時間被想像為在空間中鋪散開﹔在類如由記憶產生的真時間中﹐不同的時間彼此滲透﹐因為它們不是分離的﹐所以無法來數。 …

柏格森的空間論在他的《時間與自由意志》中有詳盡明白的敘述﹐所以屬於他的哲學的最早期部分。在第一章中﹐他主張較大和較小暗含著空間的意思﹐因為他把較大者看成根本是包含較小者的東西。他沒有提出支持這種看法的任何理由﹐無論是好的理由或是壞的理由﹔他僅僅像是在運用明白的reductio ad absurdum﹙歸謬證法﹚似地高叫﹕“仿佛什麼在既沒有多樣性也沒有空間的場合下仍舊可以談大小似的﹗” 

一些明顯的相反事例﹐類如快樂與痛苦﹐給他造成很大困難﹐然而他從不懷疑也從不再審查一下他由之出發的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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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格森說﹕“只有本能是遠隔的知識。它同智力的關繫和視覺同觸覺的關繫是一樣的。”我們可以順便說到﹐柏格森在許多段文字裏表現出是一個視覺化想像力很強的人﹐他的思考總是通過視覺心象進行的。 …

正像理智和空間關連在一起﹐同樣本能或直覺和時間關連在一起。柏格森和大多數著述家不同﹐他把時間和空間看得極為相異﹐這是柏格森哲學的一個顯著特色。物質的特徵––空間﹐是由於分割流注而產生的﹐這種分割實在是錯覺﹐雖然在某個限度內在實踐上有用處﹐但是在理論上十分誤人。 

反之﹐時間是生命或精神的根本特徵。他說﹕“凡是有什麼東西生存的地方﹐就存在正把時間記下來的記錄器﹐暴露在某處”。但是這裏所說的時間不是數學時間﹐即不是相互外在的諸瞬間的均勻集合體。據柏格森說﹐數學時間實在是空間的一個形式﹔對於生命萬分重要的時間是他所謂的綿延。這個綿延概念在他的哲學裏是個基本概念﹔他的最早期著作《時間與自由意志》﹙Time and…

“必定是同一過程從一種包含著物質和理智的素材中同時把二者割離了出來”。這種物質和理智同時成長的想法很巧妙﹐有了解的價值。 …

進化基本上不是用適應環境可以說明的﹔適應只能說明進化的紆回曲折﹐那就好比是一條經過丘陵地通往城鎮的道路的紆曲。但是這個比喻並不十分適當﹔在進化所走的道路的盡頭沒有城鎮﹐沒有明確的目標。機械論和目的論有同樣的缺點﹕都以為世界上沒有根本新的事物。機械論把未來看成蘊含在過去當中﹐而目的論既然認為要達到的目的是事先能夠知道的﹐所以否定結果中包含著任何根本新的事物。 …

I 

昂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是本世紀最重要的法國哲學家。他影響了威廉詹姆士和懷特海﹐而且對法國思想也有相當大的影響。索萊爾是一個工團主義的熱烈倡導者﹐寫過一本叫《關於暴力之我見》（Reflection on Violence）的書﹐他利用柏格森哲學的非理性主義為沒有明確目標的革命勞工運動找根據。不過﹐到最後索萊爾離棄了工團主義﹐成為君主論者。柏格森哲學的主要影響是保守方面的﹐這種哲學和那個終於發展到維希政府的運動順利地取得了協調。但是柏格森的非理性主義廣氾引起了人們完全與政治無關的興趣﹐例如引起了蕭伯訥的興趣﹐他的《千歲人》﹙Back to…

[26] esplace與horlieu都是巴迪烏新創的詞語。esplace指符號體系之下被安置的地方，波斯提爾斯翻譯為splace，或許可以對等於拉岡所說的「符號界」(the symbolic)；horlieu指在此地方而不佔位置的場所，類似於「非場所」（non-lieu）的概念，波斯提爾斯翻譯為outplace。見Badiou, Theory8-12, 32-36Logics 45-46，以及波斯提爾斯的解釋，“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xxxi, xxxii。

[27] 關於巴迪烏的集合論，可參考巴迪烏幾篇關於數學與拓樸集合論（topology）的文章： “Philosophy and Mathematics”；“Question”；“Platonism”； “One”；“Spinoza’s”。

[28]…

[11] 可參考Rancièr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12; La mésentente 20-31, 71-72（洪席耶 19-31, 84-86）。

[12] 關於話語邏輯之感知分享、錯誤計算、命名的偏移與政治的出現，見Rancière, La mésentente 19-67（洪席耶 17-82）。

[13]…

[1] 原載1970年4月7日《天津日報》，後收入浙江人民出版社编：《徹底批判劉少奇、楊獻珍的反動哲學》。

[2] 列寧以辯證運動來認知各種對立面，無論是數學中的正與負，微分與積分，力學中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物理學中的正極與負極，化學中原子的化合與分解，或是社會科學中的階級鬥爭，都會認識到這些對立面的統一是「有條件的、暫時的、易逝的、相對的」，對立面的鬥爭、發展與運動則是「絕對的」（列寧 ）。

[3]…

Agamben, Giorgio, et al. Democracy in What State? New York: Columbia UP, 2011.

Badiou, Alain. “The Adventure of French philosophy.” New Left Review 35 (Sept.-Oct. 2005): 67-77.

---. Being and Event. 1988. Trans. Oliver Feltham. Continuum 2005.

---. The Century. Cambridge: Polity, 2007.

---.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olemics. By Badiou. Trans. Steve Corcoran. London: Verso, 2006. 291-321.

---. The Communist Hypothesis. Trans. David Macey and Steve…

在巴迪烏的論點中，正如拉岡所曾經說過的錨定點，「理念」具有歷史性的錨定功能。透過「理念」這個介於真實與符號之間的媒介，個體得以尋得某個對象，以便回應事件。然而，當某實體化之物或是觀念便被當作真理之符號，固定住真理，那麼真理便只能以其擬像出現，而失去其偶然性、難以定義、難以捕捉、瞬息即逝的面向，理念便也無法呈現真理。如果不承認真理之短暫性，而以全稱的方式固定真理，那麼革命所帶來的解放政治便會走到其對立面，而以一個又一個的偽裝面貌出現，甚至以國家之名固定其權力的位置（Communist 246-48）。相對於掌握財產的「城市擁有者」（bourgeoisie），巴迪烏的「邏輯革命」便是強調共產主義理念使不具身分與地位的「無產者」得以持續出現。由於這個集合內的「外場所」持續出現，而現有的場所邏輯的穩定狀態也因此被改變 （Communist260）。正如托斯卡諾（Alberto…

至於巴迪烏所強調的新思想的發生以及普世性原則，也值得我們進一步討論。相對於洪席耶所檢視的話語邏輯，巴迪烏分析的是主體與思想辯證過程的形式邏輯。巴迪烏所著重的普世性與真理過程，不是透過知識描述的結構，而是無法計算與不佔空間者的出現，是從可命名、可辨識、可決斷之處撤離，所謂思想的曲線。[37] 巴迪烏的肯定式（affirmative）哲學，使我們可以思考政治性主體出現的背後路徑，以及其岔開甚至失敗的環節。巴迪烏所分析的文化大革命作為二十世紀歷史事件的代表性例子，便相當具有啟發性。巴迪烏認為，如果以邪惡、浩劫、死亡人數來定位二十世紀的幾個政治事件，我們就無法思考二十世紀的難題。巴迪烏要以二十世紀如何以「思想形式」出現作為他的思考工作，分析這些主體如何成為主體、如何思考自身，以及這些思想的形式邏輯，以便二十世紀向我們呈現的難解之謎得以被思考（Century…

試圖以全稱方式為事件命名，則放棄了「說一半」的軟弱位置，而可能帶來不可預期的「惡」。 「事件」是解消政治之「惡」的可能性。事件帶來變化，使情境結構與知識體系之外無法預期的事物得以出現，也可以隨之消逝，正如巴迪烏討論保羅時所說的「基督事件」（Christ event），指向了「可能即將降臨的變化」（a coming），事件是情境中「某個相異的他者」的出現（Ethics 28）。因此，對巴迪烏而言，真正的倫理，就是拒絕倫理意識形態，承認「多」的狀態，暴露知識結構的極限，而將知識結構無法思考、無法辨識與無法命名的真相帶出來。這個解離與扣除的工作，是一種思想的勞動，以便揭露一個新的思想身體，新的主體。

四、「缺口」與「空」的分離之力：重新思考平等與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