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官之學下移的同時，私學、私人著作開始從下層興起。據《孟子》記載，最早私人著述史書的是春秋末期的孔子，其《滕文公下》說：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司馬遷也認為，孔子作有《春秋》，其《孔子世家》雲：

（孔子）乃因史記作《春秋》……約其文辭而指博。故昊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以上兩段話，為我們提供了如下信息。

（1）孔子編述《春秋》，是由於當時「世衰道微」、「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邪說暴行有作」的社會背景下不得已而為之的。如果世事昌盛，聖王有為，孔子就不必作《春秋》了。

（2）《春秋》是記載歷史的，而在血緣社會裡，記載歷史是聖王史官的工作，而且是由「雅」、「頌」之類史詩來承擔的。所以孟子說：「《春秋》，天子之事也。」楊伯峻《孟子譯注》釋此句謂：「著作歷史，（有所贊揚和指謫），這本來是天子的職權，（孔子不得已而做了）。」

（3）在血緣社會裡，記載承傳歷史的「雅」、「頌」之類史詩，具有傳達神靈喻示，公正記錄，揚善懲惡，引導社會積極向上的功能。孔子編述《春秋》正是為了繼承這一傳統，所謂「約其文辭」、「以繩當世」。所以「《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

基於以上認識，我們再來讀《孟子·離婁下》這段文字，便能豁然明了。所謂「王者之跡熄而詩亡」，即「世衰道微」，「聖王不作」，「周室微而禮樂廢」。血緣制度瓦解了，因而「《詩》、《書》缺」矣。隨之而起的是私人著述的散文體史書出現了。這就是孟子所說的「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編述《春秋》繼承了王官之學史詩評判曲直、揚善懲惡、「以繩當世」的優良傳統。所以孟子在「詩亡然後

春秋作」一句後，補充說：「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孔子所取的「義」，正是史詩的公正評判精神，孔丘是以史詩的優良傳統編述《春秋》的。

四、大小傳統的融合與史詩、巫詩在《詩經》、《楚辭》中的遺存

五帝以前盛行的巫詩，至五帝中期經顓頊改革之後，開始分兩支發展，並一直延續到夏商西周。一支在上層，這就是通天神與祖神的那部分巫詩融入宗教中並與神權、政權相結合而發展成為新的形式：史詩。史詩在氏族上層貴族階層中流傳，成為時代的文化主流。另一支則在下層，這就是仍有大量以溝通身邊山水草木等自然小神為內容的原始巫詩繼續在氏族下層平民中流傳，雖然不為上層貴族所重視，但終因其廣泛的民間基礎而得以發展。

這上下同步發展的兩支文化，恰好可以用人類學家羅伯特·雷德斐的文化大傳統與小傳統理論來解釋。宗教史詩為王官之學，乃貴族祭祀階層所承擔，自然屬於大傳統，為精英文化。而巫術巫詩自然屬於小傳統，為民間大眾文化。在大小文化傳統之間，雖有相互影響的辯證關係，但在中國五帝三代宗教史詩時代，其上下界限、雅俗之分，終究是十分明顯的。然而，這界限分明的大小傳統，在上下同步發展了兩千余年之後，到了春秋戰國時代，終因王官之學的下移和士階層的興起而相互融合。這種融合的趨勢恰好在春秋末期的文化偉人孔子所整理的《詩經》和戰國後期的文化偉人屈原整理並加工創作的《楚辭》裡得到全面體現。

（原題：詩的源起及其早期發展變化——兼論中國古代巫術與宗教有關問題；作者江林昌；單位：煙台大學中國學術研究所；原載《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