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esplace與horlieu都是巴迪烏新創的詞語。esplace指符號體系之下被安置的地方，波斯提爾斯翻譯為splace，或許可以對等於拉岡所說的「符號界」(the symbolic)；horlieu指在此地方而不佔位置的場所，類似於「非場所」（non-lieu）的概念，波斯提爾斯翻譯為outplace。見Badiou, Theory8-12, 32-36Logics 45-46，以及波斯提爾斯的解釋，“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xxxi, xxxii。

[27] 關於巴迪烏的集合論，可參考巴迪烏幾篇關於數學與拓樸集合論（topology）的文章： “Philosophy and Mathematics”；“Question”；“Platonism”； “One”；“Spinoza’s”。

[28] 可參考巴迪烏的討論（“Democratic” 6-15）。

[29] 巴迪烏關於主體的「形式理論」可以放置於他所討論的真理程序（愛、科學、藝術與政治）中，檢視幾種主體模式（modalities）（忠實主體，反動主體，蒙昧主體）。然而，由於本文針對政治性主體的問題進行探討，因此不會旁及關於科學、藝術以及愛情的議題。對於巴迪烏的論點，可以參考Badiou, “Politics as Truth Procedure” 141-52；“On Subtraction” 103-17；以及Theory of Subject、Being and Event、Logic of Worlds等書。

[30] 「事件」（event），指向法文événement所意涵的advenir：來臨（to come）、發生（to happen），或是德文的ereignis（湧發）。

[31] 巴迪烏也以貓的肝與肝細胞作例子，說明場域的意義：貓的肝不是事件場域，而細胞則是事件場域，因為構成細胞的分子（molecules）與器官無關。分子本身並不會被視為是活生生的，但是，細胞分子的聚合則構成了「空的邊緣」（on the edge of the void）。所謂「空」（void），也就是物質本身，或是生命本身。將貓從無區分的生命物質與獨一的貓中分別出來的，就是這些分子聚合的細胞／場域（“Event” 99）。

[32] 先行的邏輯所無法計算的例外空間，不屬於此地也不被計算的「非場所」或是「外場所」，也就是巴迪烏稱呼「無產者」時使用的概念：不屬此處但卻又屬於此處，可以透過扭轉之力，翻轉此地的邏輯而揭露新的元素，見Theory8-12, 32-36。

[33] 拉岡以一個如同變形蟲（amoeba）的扁平薄膜（lamella），來描述「力比多」的空無薄膜。拉岡說：「一無所有，或許？──並不是或許一無所有，而是不是一無所有(“Nothing, perhaps? --- not perhaps nothing, but not nothing”)（Seminar XI 64）。

[34] 巴迪烏藉由對斯賓諾莎的討論指出，外部世界的無限性是知性得以脫離片面局限的想像結構、朝向較大脈絡的整體而無限開展的原因。思想內部層層展開的每一個「點」，每一個意念，除了透過因果關係而表現自己的屬性之外，也透過與外部對象連結的關係，而由整體之無限性變化，提供了思想的無限性（“Spinoza’s” 81-93）。

[35] 巴迪烏說，生命具有創造力。這些創造性主體的身體是感受性的（affect），是世界新形成的內部關係：就政治而言，是尋求新的平等原則的熱情；就藝術而言，是新的感受強度的愉悅；就愛情而言，是新的存在強度的快樂；就科學而言，是新知識的喜悅（Logics76）。

[36] 梅詒指出，此處正是洪席耶與傅柯的主要差別處：對傅柯而言，他所討論的主體化是在真理機制、認識型、話語機構之下被規範化的主體，而洪席耶所討論的主體化，則是創造空間的主體（May 70）。

[37] 巴迪烏說明在他早期的著作中，例如《存有與事件》（Being and Event）、《哲學宣言》（Manifesto for Philosophy）以及《倫理：有關惡的論文》（Ethics: An Essay on Evil），他挑戰的是海德格以及德希達脈絡的解構主義，而強調要以抽離感性世界的方式進行哲學思考。二十年後，面對不一樣的狀況，他自稱與德希達面對同樣的世界難題，採取更為肯定式的角度重新討論真理與普世性的問題，包括《哲學第二宣言》（Second Manifesto for Philosophy）以及《世界邏輯》（Logics of Worlds）（Badiou, Second Manifesto 11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