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講清楚其實只需抽一支煙的功夫。

國土面積、耕地面積、水資源量與人口是幾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任何兩個組合，都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比如說西北地區多年平均水量為1635億立方米。如采取國土面積與水資源量組合方式，西北廣袤的地區，水資源僅佔全國總量6%左右，水資源自然是非常緊缺的了。

“人均”是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理論中各個指數的特征。如果離開了人，遑論土地面積與水資源，就像討論荒蕪的月球與火星表面一樣，將沒有多少現實意義。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人口是“深度憂患”的基數，我們還是按照專家們常用的“人均”這個算法罷。

數字雖然比較枯燥，卻是不可缺少的。…

內陸河的斷流萎縮，水量的銳減。

下遊綠洲生態環境不斷惡化。

也許沒有人告訴過你，西北是人均水資源量豐富的地區。

河西走廊人均水量是海河流域的4倍。

從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一個個耗資巨大的引水工程建成。

西北缺水與生態危機的背後是什麽？

是誰把唐玉門關沒入了水底？…

新上任的縣委書記為了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創造出令上級刮目相看的政績，便在全縣搞“大燈光工程”，不但縣城主要街道，還要求鄉鎮政府所在地也“一律亮起來”。山區鄉鎮政府所在地，一到晚上行人不多。每晚的電費要上千元電費點，一些地方感到負擔不起。那天，當地領導帶我去看他的一個政績，即在縣城的河邊修了一個西式的文化廣場。廣場很大，幾何型的草坪整整齊齊。走著走著，天忽然下起雨來，雨點大而密，大家無處躲藏，都狂奔起來。…

新華社的一篇報導題目《城市建設需要補上美學這一課》。

問題是，誰來當老師？給誰上課？讓書記、市長和房地產商來做學生麽？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說：“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這也不是一日之功。…

接著，我又去了舊城之北15公里的惠遠古城。這座城是在左宗棠收復新疆後建的，其規制與老城相仿。伊犁將軍府舊址現為駐軍所在地，門口一對石獅子仍為當年舊物。鼓樓依然，石雕無語。

晨風中，西去的流水銀子般閃爍著光亮。所有色彩在這時都絕對自由了，只有白與黑能還原大地的精神。獨自佇立在伊犁河畔沈思，心中不由得多了幾分震撼和感動。

說遠了，還是回到河西走廊上來。

從酒泉、嘉峪關到敦煌，平坦寬闊的公路就從橋灣故城附近經過。路邊立有旅遊廣告路標。如果不急著趕路，不妨下車一看。當然參觀古城也是要收門票的。…

幾年中，徐松以超人的毅力，完成了《西域水道記》、《漢書西域傳補注》兩部學術巨著和《新疆賦》。對中國西部地區各個水系河流，《西域水道記》不僅有地理的、水文的、農業的詳細考證與記錄，甚至還從歷史人文的角度進行了廣泛調查。

另外，徐松還編定了通志《伊犁總統事略》。

——正是這部著作，引起了新即位的道光皇帝重視，並“賜名”《新疆識略》。幾個字的改動，同樣顯示了最高統治者的見識與膽略。道光皇帝親自寫序，並把這本書交武英殿刊行。從此，新疆作為一個省一級行政的專用地名首次被政府啟用。——這些都使返京後的徐松無可爭議地成為領袖群倫的學壇宗師。…

思考有時需要時間提供的佐證，需要科學與歷史精神的觀照與巡回，走出混沌的那個瞬間，清醒的周期畢竟會又一次來臨。

以往的歲月不完全沈沒在黑暗之中，不完全是在摸索中前行，有過智慧燭光的照耀，有過超群的智者和大師。盡管水利學科有許多院士博導和專家，我不清楚當代還有沒有像清代徐松這樣的學者。

徐松是浙江人，20歲中舉人，25歲時以殿試二甲第一名、朝考一等二名的成績高中進士——被稱為處於封建沒落時期的科舉制度，在選拔人才上仍顯示了公開公正的一面，至少徐松這些有真才實學的俊才能脫穎而出，還是有賴於科舉。…

疏勒河是河西走廊西部的大河，在中國內陸河中排名第三。

詩人聞捷與清代學者徐松的身影，曾映現在清清的河水之上。二十世紀，比羌笛更憂傷的是，疏勒河的挽歌。

疏勒河幹流全長670公里，流域面積4.13平方公里，年徑流量達到10億多立方米。疏勒河兩岸田陌成片，景色宜人。哺育著安西和敦煌綠洲，使之成為連接河西走廊與新疆、中亞最有力的支撐。在洪水季節，疏勒河匯合黨河的大水後，甚至有足夠的水量繞過漢玉門關，向羅布泊奔去。古疏勒河流經處留下的濕地與泉眼，是維系古代敦煌與樓蘭絲路的生命線，疏勒河下遊“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漢書·西域傳》)…

其實無需什麽專家，真理往往是最簡單，也是最本質的，最有震撼力的。

民勤縣的一位教師曾結合小學數學課，給孩子們算過這樣一筆“生態賬”——…

——疏勒河上修建的雙塔水庫，淹沒了唐玉門關故城，對這一明顯的敗筆，我後面還將作一些詳細剖析。

不管承認還是熟視無睹，在西北各主要內陸河流域，灌區不斷擴大，大壩已多得“成災”。

在西北，河流沖出發源的山脈後，不再有大山的阻隔，不再有險灘和峽谷，在幹流上大量修建的是“平原水庫”，這是西北水利工程的“創造”。

於是，流域的水系改變了，地下含水層破壞了，這也印證了楊萬里幹流與平原上兩個“不可修壩”的原則。修建在石羊河幹流上的紅崖山水庫、塔里木河幹流上的大西海水庫，形成了足以致河流死命的“血栓”。…

水利專家楊萬里說：“山區與平原這兩種地貌與河床的演變及其治河的方法是不一樣的。總的原則是，沖刷下來的泥沙卵石，要順勢盡量讓它下行。除非荒蕪山區可以築高壩節流發電，攔住了卵石；凡在兩岸有沖積平原的河段，若坡降較陡，水流較大的，可築活動壩通航、發電、並灌溉；此外，在綜合了許多支流的幹流上，則不可攔沙發電。在平原上，河道雖有沖淤，但長期結果總是淤積的，絕對不可修壩；要盡量放淤擡高兩岸的田地，其次是沖沙出河口。在最下遊的三角洲上必須分流。”(楊萬里《地貌演變與治河原理》)

風、海洋、河流、煤炭、石油，都是太陽的熱量創造出來的一種能量。我們不會忘記，許多真正的科學都是詩人或者藝術家。以職業醫生開始自己生涯的意大利的伽利略，在鐘樓頂上開創了現代科學方法，寫出了傑出的著作《星辰的使者》。確定機械能轉化為熱能的準確交換率的焦耳說過，“自然的偉大力量永不磨滅。”德國詩人歌德同時也是一位科學家。…

水利與水害是相對，又是相生相依，甚至互相轉化的。

與江河打交道時，我們的睿智的祖先比較“謙遜”，經常用的字眼是“治水”。

治，是指治理，有安定或太平的含義。

治水更有明確的指向：道法自然，疏通水道，築堤設堰，消除水患。先賢們在治水中表現出了非凡的大智，精湛、深刻而豐富；他們創造出的驚人業績，高山仰止，震爍古今。

某些遺佚的、史詩般的偉大往事，成為歷史時期人類科學發展的一束光明與淵源。它們往往並未寫進先祖遺典，而是散失在江河大地，深刻在人們的思想和記憶里。…

更為離譜的是，專家得出中國從明代以來的落後，竟然是由於文化落後的原因，特別是與中國人的居住建築的“落後”有關。——在這些專家們看來，中國人只要住進洋樓，就能放眼世界，趕上西方發達國家了。

我早學會了沈默，可有時又不能不說。無術的學術和虛偽的文章，理論的荒謬簡直不值一提。“博導”唾沫橫飛的演講，聽得人渾身起雞皮疙瘩的不舒服。

正是由於“專家們”的合力清掃鏟除，中國傳統審美、文化和精神，更難在當代城市建設中延續下來。像“園外有園，園中有宅；宅外有園，宅中又有園”的包容性群體格局，在今天房地產開發中還能見到麽？…

中國古典園林植根於東方哲學、生態學和美學。

城市宅院都有墻，不能無限擴大，土地一直珍貴。中國式的園林景觀文化可能與此有關，在有限中追求無限。盡可能地接近自然的原始狀態，庭院中也盡可能地有一種置身於自然的感覺。正像《老子》中所說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從而達到人與自然互為感應，互為交融，天人合一的境界。這與西洋草坪花園有很大的區別。

因此在城市宅院美化的宗旨上是模山範水，示其自然率真，而摒棄人工的劃一整齊。在具體手法上則采用鑿池、築山、引水、疊石這幾樣手法。亭臺樓閣，也多有文化意蘊與建築特色，有一種親和力。…

幾千年來，中國官員有不解的官府和官邸情結。

如果說完全沒有文化也不盡然，至少這是官場文化的體現。官府建築，是權力和權威的象征。

在封建社會里，等級森嚴，州、府、縣的衙門，在營造中要受到諸多的限制。遠不像今天這麽開放和自由，滿懷壯志地營造豪華氣派巨構——書記市長縣長就是“整出”天安門廣場、“整出”皇宮中南海白宮來，也沒有人說你大逆不道。山東半島某縣，在很有氣魄的辦公大樓前，修建了如同北京天安門廣場大小的廣場——我到那里參觀時，正值夏天，偌大的廣場空空蕩蕩，除了草坪就是鮮花，沒有幾棵樹，走在廣場上酷熱難耐。一個縣城有多少人？真是顯擺啊。坐在這麽一幢辦公樓里，一把手二把手，俯瞰著他們的“領地”，俯瞰著芸芸百姓，感覺一定極好。…

堯廟每年都有民間廟會，當地人稱皇會。原在廟前開闊空地上，多是些葦席搭的棚子，過後即拆除，並不影響整體景觀。而現在的廟會，多了些官辦的色彩。

有專家指出，如果要在某片空地或景區中，建一些“微縮景觀”或者“巨型景觀”，也不是不可。現在政治上應該沒有“犯上”之類禁忌。沒有禁忌，並不意味著可以異想天開，隨心所欲，不少人心中，還是隱約有一條紅線的。問題是，現在把“小天安門”、“小天壇”、巨型華表，和近20層樓高的幾座仿古建築組合在一起的所謂“華門”，都“堆到”堯廟大門口。新建的“堯都大道”更是寬40米，與國內許多城市的新區大道相仿。當地提出要向外拓展，把“無形資產”變成“有形資產”，在堯廟周邊建設旅遊經濟開發區，形成重要的經濟增長點。堯帝廟真有不能承受之重啊！

堯帝廟是供後人瞻仰祭拜的地方。…

說遠了，還是回到天安門上來。

天安門在中國是有政治意義的。現在，對於臨汾建天安門、華門、華表之類的“政績”，報導已經很多，爭論也還會繼續，但不應該“上綱上線”。事實上，在這一點上爭論不休已經沒有什麽特別的意義。有的已經超出了這些建築的本身，涉及其他方面的問題，有極大的“殺傷力”，應該就此打住。

還是說說堯帝廟吧。堯廟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久遠。

現在這個位置上的堯廟，始建於唐高宗顯慶三年(即658年)，元碑《山右石刻叢編》卷26有錄，當時的規制不大。《太平寰宇記》記載，堯廟原來在汾水西岸，晉元康年間(291－300年)移至汾河東岸，顯慶三年移至今址。…

新華社記者孫春龍在報導中說，華門廣場的設計和策劃均出自“昔日政治明星”宿青平之手。2001年宿青平擔任堯都區區長後就開始修建廣場，此後，對這些建築的議論一直是臨汾官場及民間的重要話題之一。是什麽動力讓這個政治明星修這樣的建築呢？

對於“天安門”的提法，臨汾市堯都區區長宿青平在采訪中多次糾正，“我們這不叫天安門，天安門是七個門洞，我們只有五個。”在臨汾市官方的所有資料中，這個被民間稱作“天安門”的建築被稱為觀禮臺或立體中國地形圖。最初，宿青平只想修一個觀禮臺，而正在施工時，來了一個老太太看熱鬧，說為什麽不修個天安門。

“聽了老太太的話，我當即決定，改變圖紙，仿造天安門。臨汾市的大部分老百姓一輩子也看不到天安門，給老百姓建一個天安門難道不行嗎？”宿青平解釋說。…

臨汾曾有不少古跡和古建築。詩中所說的“古寺”大抵是指平山龍子祠，這是一座規模很大的廟宇。“風雷龍子”，則是指晉永嘉三年(公元309年)匈奴劉淵定都於此，在這里修築“陶唐金城”時的一個傳說。我不知道這些古建築今天是否依然。孔尚任“重巒雪霽”時要登的樓，應該是臨汾城內雄偉的大鐘樓。這是一座建在高高臺基上的三層樓閣，站在這座樓上，目光越過城墻，可以遙望城南的堯帝廟和西南的射姑山。這座大鐘樓不知始建於何時，但孔尚任時代肯定已經有了。據《山西古跡志》記載，鐘樓里原有一口金代鐵鐘，鐘上鑄有以下銘文：

“大金明昌七年(1196年)四月十六日。皇基永固，宰輔千秋，國泰民安，法輪常轉，南無一萬五千佛，南無五十三佛。”

我從潼關、晉南返回時夜宿臨汾。…

大凡到過山西臨汾的人，對見到的那些熟悉的景觀都不免感到詫異——怎麽這樣搞笑，誰把天安門“移植”到這里？

近幾年，山西南部城市臨汾引起全國注意的新聞不太多。

回想一下，除了時不時有一些礦難報導外，印象比較深刻的也就是這麽幾則：1998年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堯廟大火，古建築被毀；連續幾年居全國大氣汙染最嚴重10個城市的末尾幾位；堯廟廣場建成，還有座高達50米的“天下第一門”——華門；2005年《新華每日電訊報》等報導了臨汾的“天安門”，引起不少人的熱議；2005年夏天，臨汾古城墻被毀，文物局幹部職工組成人墻阻擋施工車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