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們面臨的是需要另一個新的約定。全球化的時代我們要尋找一個新的聯合，這個聯合取決於政治的作用，也取決於先知的作用（prophetic function）。我相信，回到“摩西之分”上，這是人類歷史的一個階段，而它正在走向尾聲。我們正在走入一個新的階段。我認為，中國的思維模式“天下”，據我的粗淺理解，它和“天”是有關係的。“天”的思維可能對“上帝”的思維會帶來革新的作用。

嘉賓評論

王銘銘：1938年秋天，法國人類學的先驅馬塞爾·莫斯受邀在赫胥黎紀念講座上發表演講。他為演講起了這樣一個題目，“人類心智的一種解釋：人的概念; 自我的概念”，演講中采用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田野資料。莫斯將世界分為三種社會：部落的或原始的、古代歐洲和其他文明社會、現代社會。這則演講關注的是作為現代概念的“自我”，是如何從漫長歷史中無關個體性的人之概念中“進化”而來的。在演講的末尾，莫斯描畫出了這個進化的歷程：

“從一個簡樸的假面聚會到面具本身，從一個‘角色’到一個‘人格’，一個名字，一個個人; 從一個個人又到一個擁有形而上學的和道德的價值的存在者; 從道德意識到一個神聖的存在; 再從後者到一種思維和行動的基礎形式——進化的歷程方才完成。”

在這個進化觀念早已過時的時代，我們或許可以嘲笑莫斯，把他的進化史當作一個笑話。但是，莫斯確實說中了一件事，他認為一個獨立的、不可分割的、整合的“人”的概念業已形成。在一些社會學家看來，時至今日部落社會或原始社會已經絕跡了，即使沒有絕跡，也完全被邊緣化，變得“不值一提”。在歐洲，古老的文明都經受了“新教倫理”、康德形而上學和人類現代科學的“洗禮”。在亞洲的廣大地區，古老的傳統感到了“進化革命”帶來的巨大生存壓力……

《一神論的影子》這本書就是在這一背景下誕生的。它由一對不凡的友人，趙汀陽和阿蘭·樂比雄之間的10封通信組成。這兩位是都是我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結識的，在過去的20年中我們參加了很多次討論。他們不僅為人非同凡響，而且為學也優異非常。——我或許可以放言說，他們是當今這個“壞世界”中最好的哲學家和人類學家。我說他們是“非同凡響”，是因為他們“看透”了這個世界的糟糕之處，並且努力以“文明的方式”，智性的方式，去改善這個世界。

顯然，趙汀陽是一位有創造力的哲學家，言語間有孔子的風範。而阿蘭是一位人類學家，他結合了古希臘、羅馬帝國和拜占庭文明和現代哲學的智慧。他們二人不一樣，所以他們才會互相協商，他們討論了泛神論和一神論的問題。他們在心智上有很多共通之處。於是，在談論世界的未來時，趙汀陽對基督教的尊重更甚於阿蘭; 在說到中國對世界的貢獻時，阿蘭實際上比趙汀陽更虔誠。所以，他們在通信中說的，每每讓我想到“仁”的一種別樣理解，如莫斯在很久之前界定的那樣，一種非主觀的主體性。在書的204頁，阿蘭甚至呼籲我們與天重新立約。在我看來，為了讓世界變得更好，我們都必須超越主體、超越文化、超越文明，也超越客體。啊，我復何足言哉，“跨文化”就是這個意思嘛。

在歐亞大陸，東方和西方毫無疑問是一體兩面。那麼超越歐亞我們將到達哪里？這就留給哲學家去解答了。（愛思想平台2019-07-09 翻譯整理：袁子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