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在加速，記憶在消逝。借助保羅·里克爾的現象學詮釋，整個20世紀記憶研究的內涵或許可以解讀為“記憶什麼”“如何記憶”與“誰在記憶”的基本框架，而整個20世紀以來的法國文學創作也可以以“記憶轉向”為目標構建起一道“記憶詩學”的風景線。回顧法國文學在中國的譯介歷程，一批“記憶詩學”的創作者成為影響中國、發現中國、書寫中國、對話中國的前沿人物。那麼，這樣一批人物是如何構筑起20世紀法國文學“記憶詩學”的譜系，對此我們需要進行整理與探究。

記憶什麼

19世紀的法國小說以巴爾扎克、雨果、司湯達、左拉、福樓拜為代表，塑造出被稱為“傳統”或“典范”的小說樣式。然而，備受質疑的理性主義觀念、橫亙於世人面前的虛無主義深淵卻使“如何回憶過去、如何建構記憶符號敘事”成為文學的一大任務，由此也構成“記憶詩學”得以發生的宏大背景。

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作為最經典的回憶小說，以第一人稱即“自我”的敘述方式，利用綿延的記憶來展開以內部、自我、內心為對象的文本描寫，嘗試在現實生活中去懷念那個業已逝去的、和諧的、感應的生命存在。一塊浸了茶的馬德萊娜小蛋糕刺激了味覺，使主人公潛意識地回想起童年在鄉間別墅度過的美好夏日時光﹔湯匙落在盤子上的聲音激起的聽覺，令主人公回憶起青年時代乘火車旅行時所見的陽光耀目的詩意美景。在此，普魯斯特盡情地發揮波德萊爾式的“通感”，構建起“感覺式的詩性記憶”，更教給了人們某種回憶過去的方式。

與普魯斯特通過“內心獨白”（或曰“意識流”）而融合了感性與理性不同，這一時期的塞利納以處女作《茫茫黑夜漫游》展現了戰爭、貧窮、疾病困擾下的流浪生涯，並時而代表主人公，時而又回歸到第一人稱“我”的敘事者角色，大量運用口語、俚語、行話、反諷、夸張、諷刺、幽默、調侃等手法，以猶如醉漢般滿嘴囈語、口出狂言、自嘲自罵的方式展開“審丑意識”式的狂歡記憶。就這樣，作為歷史變遷的見証者，不論是普魯斯特還是塞利納，皆以獨特的記憶敘事符號書寫了宏大的時代語境，以他者、外部為中心的敘事方式轉向以自我、內心為核心的、以社會語境為背景的文本敘事。

如何記憶

經歷了世界性經濟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后的精神危機之后，法國文學界孕育出米歇爾·布托爾、阿蘭·羅布-格裡耶、娜塔莉·薩洛特等一批極具顛覆性的新小說派作家。延續著世紀之交以來對傳統宗教、理性主義、人道主義的懷疑，這些人物認為混沌、流動、無序才是“真實世界”的基本特征，嘗試尋求新的小說表現樣式，探索更具真實性的文學存在。在此，記憶詩學成了新小說派的一個重要選擇。

布托爾的小說《時間表》（或譯為《曾幾何時》《時情化憶》）採取“互文性”方式，將希臘“迷宮”神話、聖經“該隱弒弟”的故事重現於現代都市，採取平行對比、交錯重疊、倒回過去、循環反復等多樣化的手法來呈現“敘述時間”和“故事時間”。時間或記憶不再是恆定、持續的“流動”，而是斷裂性、循環性地被重新構筑起來。阿蘭·羅布-格裡耶的小說《重現的鏡子》一方面雜糅自傳、小說和文論等不同的文類，一方面將過去、現在、傳說、夢境、幻想和潛意識之中的各種事件皆糅合在一起，並採用斷裂的情節、意象、畫面，顛倒的時空，結構的留白和大量的隱喻，使“自我歷史的回憶”達到了一種新穎的記憶敘事的效果。

菲利普·索萊爾斯的《一部真正的小說——回憶錄》則以自我成長、思想體驗、文學創作為內容，通過斷裂性、碎片化與多樣性的敘述重構，踐行了一種所謂“自我虛構式”的傳記化記憶。在這一過程中，索萊爾斯始終持守一種“置身當下”的先鋒形象和寫作態度，縱向式地還原了法國20世紀思想文學的“原樣”，讓讀者也參與到文學記憶的變遷之中。就這樣，20世紀中期的新小說派作家不斷進行著小說的新實驗，在一個走向解構主義、走向充滿虛無與多義的后現代語境下實現了真正的自我的追尋與認識，亦在思索“如何記憶”的疑問之時，提示出“我是誰”的根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