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記憶

21世紀初，作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勒克萊齊奧與莫迪亞諾讓“新寓言派”小說家獲得了世界性的關注。新寓言派的文學創作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70年代，處在一個“清算、變革與大膽突破”的后現代語境之后，新寓言派作家更期望達成一種“變革中的內斂”，實現“創新與回歸的結合”，由此也成就了“記憶詩學”的一大轉向。

勒克萊齊奧極為關注非主流文明的邊緣人物與少數族裔，不管是《尋金者》《變革》還是《非洲人》《飢餓間奏曲》，記憶成為故事敘事的推動力、生成力和創造力，勒克萊齊奧將之作為尋找自我、重塑歷史、回歸家園的敘事手段，從而實現了以身份認同為主導的歷史認識，具有一種可稱之為“生發式”的史詩化記憶的特質。莫迪亞諾創作的《星形廣場》《夜巡》《環城大道》將二戰時期法蘭西民族、猶太人的集體記憶與自我找不到存在根源的個體記憶交織在一起，以一種可稱之為“既視”（déjà vu）式的偵探記憶的藝術方式，重現了不同於國家正史記載的一段“自我”的歷史。為了展現時空交錯的“既視”所造成的荒誕，莫迪亞諾讓偏執狂主人公在幻覺中與德國駐法國全權代表阿貝茨、作家塞利納等人物保持交往，從而使二戰的歷史以一種“記憶”的方式得以呈現。為了突出這樣的“既視”，莫迪亞諾習慣以“調查、回憶、推理、想象”等方式，通過人証與物証等多樣化的線索來展開故事的再現或重構，並賦予了找尋根源以一種精神性、歸宿性的使命感。就這樣，新寓言派作家將目光投向普通人、邊緣人，由此來尋求對自我、對根源的重新認識與審美﹔借助普通個體記憶的微觀史，來重塑歐洲或其他民族種族的宏大集體歷史﹔以記憶來尋找存在根基、確定身份，來消減虛無主義帶給人類所謂“最難以捉摸的命運”的后果。

概而言之，法國現代派文學潛藏著一種可稱為“記憶詩學”的特質。這樣的記憶詩學在最初的世紀之交，普魯斯特與塞利納基於自我身份、圍繞“記憶什麼”，即記憶的主題而進行文學創作，構筑起以社會語境為背景的記憶詩學﹔20世紀中期以來，布托爾、羅布-格裡耶等一批新小說派作家進行了大膽的創新實驗，就“如何回憶”，即記憶的表現方法展開了多樣性的探究，依托古典、重塑自我、自我虛構，構筑起以呈現自我為焦點的記憶詩學。到了20世紀后期，以勒克萊齊奧、莫迪亞諾為代表的新寓言派作家重點關注了“誰在記憶”的問題，以邊緣人、記憶碎片、文化圖像為線索，將記憶者的個體記憶拓展並轉向探討整個人類的歷史與命運，從而成就了以主體性“身份認同”為主導、重塑歷史的記憶詩學。

法國現代派文學展現出的“記憶詩學”這道獨特風景，為世界文學的創作與批評也提供了參考或借鑒。不可否認，記憶文學、法國文學史、文化史可謂共同構建起法蘭西民族與國家的文化記憶，而作為重要表現形式之一的記憶文學正通過經典文本的形式，也即一種不朽的精神儀式，描述著法蘭西民族的身份認同，構筑起以法蘭西民族性為核心的凝聚力與向心力，從而凸顯出法國文化的軟實力與獨特魅力，亦是法國文化外交的重要依托點之一，這一點無疑值得我們去思索、參考與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