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客體」（partial object）不再僅僅作為將「衝動」導向一個最終「整體」的中間階段，而是成為一個能量散佈的中轉點。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們確實不再是中間性的，次要的，而倒是成為能量生成運動的初始點和關鍵環節。「流」不再是盲目的、本能式的衝動，相反，在其中已然有「方向和結構」，或更確切地說，「流」不再指向一個本體意義上的「始源」或「始基」，相反，它已然經歷了種種「綜合」的操作。簡言之，「流」已然是「產品」（produit）。 

不妨就先從RG的這幅作品 Automatic Liquor Tester 入手吧。…

2.「連接」作為欲望-機器的初始「生產」：Rube Goldberg

欲望-機器的第一重運作正是「連接」。那就讓我們先結合L'Anti-Oedipe的相關文本來深入理解「連接」的運作。「連接」涉及到兩個相關環節，一是「流」（flux），二是對流所進行的「斷」（couper, trancher）的操作。何為「流」？無非指的是質料（hyle）意義上的連續的物質流和能量流。「斷」，亦非從根本上的割斷或截斷，而已經是一種「連」的運作…

那麼，又如何進一步在「欲望」-「機器」的意義上理解此種遍在、潛在的「連接-運動」呢？

「存在著欲望，也即，並非僅僅是功能，而是構型（formation）與自創生（autopro-duction）？」 這裡，D&G明確提示，必須基於「機械」和「機器」之間的基本區分來真正理解欲望的本性。顯然，「機械」偏向於「結構」與「功能」，著重於「先在的」（préalable，préformé）「秩序」（或「穩定的形式」（formes…

緣起：何為「欲望」-「機器」

這篇論文主要試圖對「欲望-機器」（les machines désirantes）這個D&G（即德勒茲&瓜塔里，下同）晚期的重要概念進行所謂的「拓展性詮釋」：即置換其原來的精神分析的語境，進而將其置於更為開放的藝術創造的領域之中。對這一運作，D&G在文本之中或許已然有所暗示。沉迷於L’Anti-Oedipe（《反伊底帕斯》）文本中的讀者會發現，其實其中最吸引人的段落，並非是那些往往過於繁冗枯燥的對經典精神分析的批駁，而恰恰是那些零星閃現的對欲望-機器進行藝術表現的案例。 …

這當然是兩位大師的關鍵差異之處。但二者之間的切近亦同樣明顯。這首先體現於，在RG那裡被擺弄得巧奪天工的「流」-「斷」的嫁接-運動在AW的作品之中得到了昇華和無限拓張。RG關注怎樣將那些自然力納入到日常的應用之中，而AW則更令人驚心動魄地試圖直接展現自然力的原始而宏偉的面貌。首先，「流」-「運動」在AW的宇宙之中無疑帶給觀者最為直接的震撼。這不僅體現在（比如說）AW常常將原始的自然偉力作為直接的表現物件（比如說水），更為重要的是，誠如Edward…

無器官身體

作為第一種綜合，「嫁接」-「生產」亦有著其自身的負面效應，即過度連接（trop lié），由此形成「僵化」（tout se fige）的結構和組織——「有機體」（organisme）。為了擺脫此種威脅，更好地推進無限衍生的嫁接生產，看似首先需要一種更為極端的對反形象，即全然失卻結構和組織的機體——「無器官的身體」（CSO）。雖然CSO一開始是作為負面形象出現，但實際上它卻有著極為肯定和積極的運作：作為原初的內在性平面，眾多異質性的嫁接-序列在其上相互關聯、敞開互動。 …

說起自殺爆炸。他說五十起事件都是住在西岸的人幹的，因為加沙人根本出不去。而在這里很難接近定居點。當然也還是有玩命的。他認識個巴勒斯坦小夥子，剛結婚不久就這麼結束了。

我們到海濱的一家旅館歇腳。我和布萊頓明天一早要坐飛機離開，今晚必須趕到特拉維夫，在那兒的旅館過夜。雷拉說好，晚上十點半找人開車把我們送過去。代表團的其他成員還要在以色列待兩天，和當地作家及反戰組織的人見面。

我和布萊頓都累了，相約到樓下酒吧喝一杯。酒吧空蕩蕩的。問侍者，他說不賣酒，因為Intifada。我不懂。布萊頓告訴我這詞專指巴勒斯坦人的反抗運動。沒轍，我們去敲羅素的門，他還剩半瓶上好的蘇格蘭威士忌。他房間的窗戶面對地中海。天色陰沈，海水呈灰黑色，卷起層層白浪。…

早上五點，我被直升飛機吵醒。它飛得很低，擦窗而過。我想起電影《獵鹿人》（The Deer Hunter）的片頭，噩夢中直升飛機的螺旋槳轉換成頭頂的風扇。駕駛員怎麽能在早上五點保持清醒，穿過摩天大樓中變形的黎明？直升飛機剛消失，警車又響起。先是一輛，緊接著第二、第三輛，好像獨奏在召喚樂隊。這音樂往往配在動作片的結尾處，警車呼嘯，字幕升起。一聲嘆息，我起身，是狗飛飛，趴在我腳下。在二十七層的鋼筋混凝土空間，一隻狗的嘆息意味著什麽？

我拉開窗簾。早安，紐約。…

車轉彎，沿海邊道路行進。藍天白浪綠樹，總算讓人喘口氣。羅基告訴我們，前不久一個西班牙代表團來訪，被他們地中海鄰居的赤貧嚇壞了。以色列掌有制海權，巴勒斯坦漁民只能在六公里以內的海面打魚。經過一片草莓地。羅基說，很多歐洲人吃的是加沙的草莓，但他們根本不知道。因為加沙的草莓得先運到以色列，在那兒包裝並貼上他們的商標再出口。更甚至的是，連加沙的地下水也被以色列人抽走，再用管道輸送回來，賣給加沙的巴勒斯坦人。這種剝削倒是赤裸裸的，不用藏著掖著，準讓全世界的資本家眼饞。

我們來到海邊一個以色列定居點附近。這就像剛打過仗。道路坑窪，周圍建築大都被摧毀，廢墟上彈痕累累。高墻圍住的定居點有炮樓守望。這是加沙十九個定居點之一。羅基告訴我們，僅在這個路口，就有八十多人在抗議示威時死在槍口下，多是青少年。…

會見大約一小時，超過了原定的時間，內閣會議不得不推遲了。阿拉法特和大家一一合影。他又跑來跑去，拿來二○○○年伯利恒（Bethlehem）巴勒斯坦發展計劃的畫冊和紀念章分送給每個人。布萊頓請他在畫冊上簽名。臨走，調皮的布萊頓走近阿拉法特的辦公桌，衛隊長想攔住他，他閃身偷走了桌上的一塊巧克力，放進嘴里。

晚八點，我們在拉馬拉阿爾-卡薩巴（Al-Kasaba）劇院和巴勒斯坦詩人一起舉辦朗誦會，下面擠滿了聽眾。有人告訴我，由於圍困，好久都沒有搞這樣的文化活動了。首先由達維什朗誦。從臺下會心的贊嘆聲中，能感到他是巴勒斯坦人的驕傲。他的詩讓我想起已故的以色列詩人阿米海（Yehuda…

路的另一端擠滿了人和出租車。大學及三十多個村莊與拉馬拉隔開，諸多不便，倒是給出租車和小販帶來了生意。塵土飛揚，人們大叫大喊，脾氣暴躁。有個小販背著個一人多高的銅壺，壺嘴拐八道彎。像個高深莫測的樂器。只見他一拱肩膀一扭腰，飲料就音樂般流出來。他免費送給我們頭頭羅素一杯。我也跟著嘗了口，像冰鎮酸梅湯，心定了許多。…

拉馬拉在阿拉伯語的意思是“神的高地”。其實它沒多高，海拔不到九百米，坐落在耶路撒冷以北十六公里處，比那兒高出六十米，居高臨下。它周圍是山，泉源充足，是約旦河西岸的避暑勝地。拉馬拉是拉馬拉和比拉兩城市的合稱。拉馬拉建於十二世紀十字軍佔領時期，而比拉城的歷史可追溯到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前的迦南時代。《聖經》中曾七十六次提到比拉城，傳說聖母馬利亞曾多次在此停留。拉馬拉以前的居民主要是天主教徒，一九四八年戰爭後，巴勒斯坦難民大量湧入並定居。五○年拉馬拉歸屬約旦，而六七年六日戰爭落入以色列手中，八八年約旦把主權歸還給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但實際上仍由以色列統治。直到九六年以色列撤軍，拉馬拉成為巴勒斯坦在西岸的首府。

夜色中的拉馬拉像座死城。街上無人，車少，建築物大都黑燈瞎火。到達花園大酒店（Grand Park Hotel）差一刻七點。主人們在旅館門口迎候。領頭的是達維什（Mahmoud…

關於死亡的知識是鑰匙，用它才能打開午夜之門。——題記…

吃早飯時遇見西班牙的胡安和意大利的文森佐，還有一位巴勒斯坦教授。胡安問我要不要跟他們到市中心轉轉。胡安住在摩羅哥，會講一點兒阿拉伯語。他寫的是那種實驗性小說，同時熱衷於社會活動，是那種典型的“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這歐洲相當普遍的角色在美國幾乎絕了種。胡安常去世界各地旅行，在西班牙的大報上發表抨擊時弊的文章，影響輿論趨向。他以前帶電視攝制組來過巴勒斯坦，這教授就是他當年的向導。

我們坐出租車來到拉馬拉市中心。這和新疆或南非的某個偏遠小鎮沒什麽區別，貧困但朝氣蓬勃。路口豎著可口可樂和莫托瑞拉的廣告牌。露天集市擺滿新鮮的蔬菜瓜果，小販在吆喝。教授滿街打招呼，他捏捏瓜果，嘗嘗藥材，問價搭話談天氣。胡安在報亭買了份英文的《國際先驅論壇報》。這兒居然擺滿各種美國的流行雜誌，諸如《生活》《時裝》《閣樓》《十七歲》。我納悶，到底誰是這類雜誌的買主？…

醒來，遠處公路上的汽車像劃不著的火柴，在夜的邊緣不斷擦過。鳥嘀咕，若有若無，破曉時變得響亮。白天，大概由於空曠，聲音含混而盲目，如同陽光的濁流。鄰居的風鈴，時而響起。今年夏天，我獨自留在家中，重新體驗前些年漂泊的孤獨。一個學習孤獨的人先得有雙敏銳的耳朵。

大學生們都回家了，小城空空蕩蕩。這是一年中難得的時光。酷暑只虛晃一槍就過去了。無雨。剛寫完這一行，天轉陰，下雨了。這是入夏頭一場雨。…

田田今天十三歲了。準確地算，生日應在昨天，這兒和北京有十六個小時時差。昨天晚上我做了意大利麵條，給她斟了一小杯紅酒。“真酸，”她呷了一口，突然問，“我現在已經出生了嗎？”我看看表，十三年前這會兒，她剛生下來，护士抱來讓我看，隔玻璃窗。她頭髮稀少，臉通紅，吐著泡沫。

十三歲意味深遠：青少年，看PG13的電影，獨自外出，隨時會墮入情網。讓父母最頭疼的，是第二次反抗期的開始。心理學家認為，第一次反抗期在三歲左右——行動上獨立，第二次在十四五歲左右——思想意識上獨立。

我還沒做好足夠的心理準備，變化已有跡可尋：她開始注意穿戴，打耳洞，塗指甲，留披肩髮，和全美國的女孩子們一起，迷上電影《泰坦尼克號》（Titanic）的男主角。她們個個會唱主題歌。為了順應潮流，避免沈船，我給她買來《泰坦尼克號》的音樂磁帶。…

十幾年前我們在北京的大雜院養過隻貓，叫黃風。它總是居高臨下，從房頂俯視我們人類卑微的生活，總是驕傲地豎著尾巴，像一根旗桿。記得那天我從辦公室用書包把它帶回家，洗完澡，它一頭鑽進衣櫃底下，最後終於探出頭來，我們不禁打了個冷戰：一個世界上最小號的鬼。黃風祖籍不可考，必是野貓無疑。它從不戀家，吃完飯掉頭就走，不餓絕不回來。我們住的說是五進院，其實早被自蓋的板房擠壓成胡同，而我家的小廚房恰好蓋在那胡同的頂頭。夏天做晚飯時，只見黃風豎著比它高數倍的尾巴大搖大擺地回來，檢閱著分列兩邊半裸著乘涼的人們，那些搖動的蒲扇讓人想起古代的儀仗隊。最終黃風和它的情人私奔了，翻越海浪般的屋脊，棄我們而去。

我的女兒田田對巴黎的狗品頭論足，都不甚滿意。最後在一家美容店門口碰見條比巴掌稍大些的哈巴狗，系著粉色蝴蝶結，讓田田看中了。那狗邊叫邊打噴嚏，憤怒得像個搖頭風扇。田田忍不住上去撫摸，竟被它咬了一口。…

我弟弟來巴黎看我，家楷托他帶來大大小小十來條精致的小魚，由琺瑯和金絲鑲嵌而成，搖頭擺尾，若不是重了點兒，放在水中多半能遊走。這是他太太開的工廠生產的。

七十年代初，我通過中學同學認識大中。他在中專教書，口才好，喜歡抽雪茄，滿肚子學問隨煙霧沈浮。他是天生的文學評論家，可惜那年頭無書可評，只好就湊合著把他精心裁剪過的十九世紀俄國文學理論外衣套在樣板戲《海港》和電影《春苗》身上。誰知道連這類文章也和地下文學同命運，無處發表，還得掖著藏著。…

我是臨回北京時聽說熊秉明先生住院的消息的。到北京的第三天，巴黎的朋友力川來電話，得知他走了。記得去年夏初和力川專程去看他。他家離巴黎很遠，開車要一個來小時。那天他看起來精神不錯。我們喝茶吃蛋糕，談天說地。在午後的寧靜中，幾盆花開得熱烈。他忽然談到老年和正視死亡的問題。他說到死是一門學問，每個人都得學而習之，特別到了老年，更要認真對待。他甚至想在國內開門課，和學生討論這些問題。說到此，他臉上有一種智者的從容。得到他的死訊，讓我想起他當時的表情。

在巴黎的朋友都叫他熊先生。先生如今已被俗用了——女士們先生們，其本意是先師的意思。在海外受過教育的華人，往往用字反倒比國內的人謹慎，特別是像巴黎這樣陰性的城市。故熊先生這個稱呼是恰當的，表示一種親切的敬意，並沒生猛到言必稱大師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