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自殺爆炸。他說五十起事件都是住在西岸的人幹的，因為加沙人根本出不去。而在這里很難接近定居點。當然也還是有玩命的。他認識個巴勒斯坦小夥子，剛結婚不久就這麼結束了。

我們到海濱的一家旅館歇腳。我和布萊頓明天一早要坐飛機離開，今晚必須趕到特拉維夫，在那兒的旅館過夜。雷拉說好，晚上十點半找人開車把我們送過去。代表團的其他成員還要在以色列待兩天，和當地作家及反戰組織的人見面。

我和布萊頓都累了，相約到樓下酒吧喝一杯。酒吧空蕩蕩的。問侍者，他說不賣酒，因為Intifada。我不懂。布萊頓告訴我這詞專指巴勒斯坦人的反抗運動。沒轍，我們去敲羅素的門，他還剩半瓶上好的蘇格蘭威士忌。他房間的窗戶面對地中海。天色陰沈，海水呈灰黑色，卷起層層白浪。

二十分鐘後，我們在樓下集合，步行到附近的巴勒斯坦人權中心辦公室，舉行新聞發佈會。薩爾馬戈再次成為采訪的焦點。他用法文說，有人不喜歡我使用這樣或那樣的詞，但無論如何我們得承認，這是反人類的罪行。

隨後是加沙的巴勒斯坦作家座談。大概蘇格蘭威士忌起作用了，羅素一反他的審慎，激動地說：“我大半輩子都是在錯誤的地點和時間中度過的，但這回我是選對了地點和時間……”

巴勒斯坦作家幾乎個個講得精彩。一個年輕的本地作家說，他剛從朋友那兒得到一本薩爾馬戈的長篇小說，正在讀。他住得遠，為了趕來參加這個活動，今晚他回不了家了，因為道路已關閉。他把這本譯成阿拉伯文的書送給薩爾馬戈。

晚八點，在一家古色古香的阿拉伯風格的旅館舉行招待會。拱形大廳，回廊環繞，到處燭火搖曳。因為Intifada，沒有酒。我在柱子之間繞來繞去，碰見法國文化電臺的馬德蘭（Madeleine），盧旺達人。除了她，全家都在種族仇殺中死去。一九九四年國際作家議會在里斯本開會時，作為目擊者，她陳述了屠殺後的可怕景象。說起在加沙的感受，她覺得這比當年盧旺達更可怕。和大屠殺相比，這是一種日常性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更無助更痛苦。

出發時間快到了，我到處找布萊頓。有人說看見他在樓上。我轉了一圈連影兒都沒有，於是回旅館取行李。聯合國的吉普車已停在門口，我請開車的芬蘭小夥子稍等，再返回去找布萊頓。他終於出現在門口，步子有點兒不穩。我問他是不是喝酒了？他把食指貼在嘴唇上：Intifada。

一出加沙就是以色列的邊防檢查站。按大兵指示，司機把車停在專門檢查汽車的水泥槽溝上。一個年輕女兵正跟兩個大兵調情。我們拖著行李進入房間。一個戴眼鏡的小夥子挺面善，但一點兒沒耽誤人家執行任務，把我們翻個遍。

月朗星稀，公路上幾乎沒有車輛。我一路打盹，到特拉維夫的旅館已經十二點半了。雅艾爾（Yael）在櫃臺等我們，她大約四十歲，猶太人，自己開一家小出版社，自願幫國際作家議會安排在這邊的活動。我和布萊頓早上五點半就得起床，雅艾爾堅持陪我們去機場。我請他們倆去喝一杯。先到旅館的酒吧，有爵士樂隊演奏，太吵，於是到我的房間打電話訂了瓶紅酒。雅艾爾告訴我們，薩爾馬戈的言論引起軒然大波。他在以色列很紅，一本小說賣到六萬冊，在以色列可算得暢銷了。

我問雅艾爾怎麼看自殺爆炸。她聳聳肩膀，眼鏡片在燈光中一閃。“我喜歡紅酒，喜歡書，”她停頓了一下，接著說，“如果有一天我被炸死，算我活該。”她用的英文詞deserve比“活該”重，有罪有應得的意思?她願為他們民族的選擇承擔後果。

我只睡了倆鐘頭，就爬起來，和布萊頓在大廳會合。雅艾爾姍姍來遲，把布萊頓急得團團轉。幸虧有雅艾爾，用希伯萊語跟機場的安全檢查人員打了招呼，對我們算客氣多了。盤問我的是個其貌不揚的姑娘。因為護照上敲了圖章，我不能否認去過拉馬拉和加沙。她或直截了當，或旁敲側擊，問題雖複雜但概括起來倒也簡單：你是誰？從哪兒來？到哪兒去？可把我問傻了，這是我自己永遠也鬧不清答不上來的。事後我跟布萊頓串供。幸好他沒把阿拉法特招出來，否則我們吃不了兜著走。

大地在腳下一動。我們乘的是英航飛往倫敦的班機。我打開當地的英文報紙《耶路撒冷郵報》（The Jerusalem Post），上面有阿拉法特接見我們的報道和以色列駐葡萄牙前大使致薩爾馬戈的公開信。其中這樣寫道：“你選擇使用一個我們不能接受的隱喻，而更難以讓我們接受的是一個知道詞語權力的人……”

二十四小時後，以色列軍隊大規模入侵西岸，圍攻阿拉法特官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