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見大約一小時，超過了原定的時間，內閣會議不得不推遲了。阿拉法特和大家一一合影。他又跑來跑去，拿來二○○○年伯利恒（Bethlehem）巴勒斯坦發展計劃的畫冊和紀念章分送給每個人。布萊頓請他在畫冊上簽名。臨走，調皮的布萊頓走近阿拉法特的辦公桌，衛隊長想攔住他，他閃身偷走了桌上的一塊巧克力，放進嘴里。

晚八點，我們在拉馬拉阿爾-卡薩巴（Al-Kasaba）劇院和巴勒斯坦詩人一起舉辦朗誦會，下面擠滿了聽眾。有人告訴我，由於圍困，好久都沒有搞這樣的文化活動了。首先由達維什朗誦。從臺下會心的贊嘆聲中，能感到他是巴勒斯坦人的驕傲。他的詩讓我想起已故的以色列詩人阿米海（Yehuda Amichai），十二年前我在耶路撒冷詩歌節上見到過他。他們倆的詩中居然有某種相似的音調：在詞語中的孤寂狀態，與現實的無奈和疏離，對大眾喧囂的畏懼，試圖以自嘲維護的一點點最後的尊嚴。我不知道他倆是否見過面，也許這也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若兩個民族都能真正傾聽他們的詩人就好了。就像帕斯所說的，詩歌是宗教和革命以外的第三種聲音。這聲音，並不能真正消除仇恨，或許多少能起到某種緩解作用。

就在今夜，詩歌在突破仇恨話語的圍困。

第二天一早，我們要離開拉馬拉，去加沙走廊（GazaStrip）。我醒得早，打開電視。CNN六點鐘新聞，頭一條就是阿拉法特接見我們的鏡頭，接著巴勒斯坦發言人宣布：阿拉法特決定不去參加正在貝魯特召開的阿拉伯高峰會議。我不明白這兩件事的關聯，但這決定顯然就是在內閣會議上作出的。兩個意象的疊加會讓人有非份之想。是國際作家的支持讓他堅定了鬥爭到底的決心？

從昨夜起，每層樓都派了兩三個武裝警察，持槍守衛。聽說是由於薩爾馬戈的激烈言論驚動了葡萄牙總統，他親自打電話給阿拉法特，希望能確保他的安全。

達維什等人來旅館送行。塔妮婭送給我她在巴黎演唱會的錄音帶和她編的書。她最後說：“和加沙相比，這兒就得算天堂了。”

從拉馬拉到加沙的路並不遠，但走走停停，開了近三個小時。進入加沙前，我們在邊境檢查站換了聯合國的專車，由聯合國駐加沙援助總署的負責人陪同。行李要特別檢查，和人分開，乘別的車輛過關。我們的護照被收走，足足等了一個多鐘頭，才出來個以色列官員驗明正身。雷拉告訴我，我們的運氣好，若沒有聯合國幫助，很難進入加沙。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若無特殊許可，則永遠不能離開那里。

進入加沙比預定時間晚了倆鐘頭。一過邊境，車就被焦急等待的當地記者團團圍住。但時間緊迫，說好暫不接受任何采訪。雷拉打開車門，先解釋，轉而大發雷霆，記者們只好悻悻離去。她雙手插著腰對我們說：“他們以前都很乖，說一不二。如今就是被美元鬧的，打破腦袋往里鉆。哼！”

這時上來一個中年男人，他叫羅基（Raji），巴勒斯坦人權中心的主任。他開始禿頂，腦門沁出汗珠。他英文流利，但有一種明顯的焦躁，詞像彈殼般彈跳。他律師出身，從事人權活動多年，被以色列當局監禁過。車在行進，他站在車門口向我們介紹加沙的情況。

加沙走廊是塊沿地中海展開長四十六公里寬六至十公里的狹長地帶，約三百六十平方公里。在加沙，一百二十萬巴勒斯坦人占百分之六十的土地，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區。以色列控制了百分之四十二的土地，包括定居點軍事基地及隔離區，而以色列猶太移民僅六千人，占加沙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四分之三的加沙人是一九四八年被以色列逐出家園的難民及後代。

橫貫加沙的惟一一條主要公路由以色列控制，專供以色列軍車和猶太移民使用。而巴勒斯坦人只能擠在土路上，連這土路還被兩道哨卡切割，下午五點以後禁止通行。每到高峰時間簡直是災難，哨卡前面排著長龍。路窄，常出事故。就在我們眼前，一輛卡車翻在路邊。坐我旁邊的聯合國駐加沙的副代表卡倫（Karen）是個美國女人。她告訴我，以色列怕自殺式的汽車爆炸，規定在加沙每輛車必須坐兩人以上才能通行。她說連她開帶有聯合國標誌的汽車，還是盡量讓她兒子坐旁邊，以防不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