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五點，我被直升飛機吵醒。它飛得很低，擦窗而過。我想起電影《獵鹿人》（The Deer Hunter）的片頭，噩夢中直升飛機的螺旋槳轉換成頭頂的風扇。駕駛員怎麽能在早上五點保持清醒，穿過摩天大樓中變形的黎明？直升飛機剛消失，警車又響起。先是一輛，緊接著第二、第三輛，好像獨奏在召喚樂隊。這音樂往往配在動作片的結尾處，警車呼嘯，字幕升起。一聲嘆息，我起身，是狗飛飛，趴在我腳下。在二十七層的鋼筋混凝土空間，一隻狗的嘆息意味著什麽？

我拉開窗簾。早安，紐約。

女主人咪咪正準備早餐。她和我同歲。離婚寡居，兩個兒子在讀大學，像撒出去的鷹，偶爾回來落落腳。咪咪在聯合國工作，認識好幾年，我都沒弄清她打哪兒來的。總不至於生在聯合國吧？後來知道了，香港。只有那地方才能出語言天才。父母湖北人，母語便是湖北話，再就是廣東話、普通話，“一捏捏”上海話。她在聯合國做了多年的同聲傳譯，除了英語法語，還會西班牙語、俄語、意大利語。想想都讓我發瘋，我學了二十年英語，到現在只相當於高小程度。

她的另一位客人也起來了。迪馬，莫斯科人，聯合國臨時譯員。他掙足了美元，忙於採購，準備回家過聖誕節。咪咪家成了免費的國際旅館，招待八方來客。吃中國飯，喝法國酒，又沒語言障礙，何樂而不為？

一線陽光鉆過樓縫，經落地窗折射，在三角鋼琴上呈扇狀，最後觸到狗的眼睛，閃爍。傳統的英式早餐：蒜炸番茄和腌鮭魚，加新鮮水果。迪馬和我坐下，咪咪居間，這有點兒像兩個超級大國首腦的工作早餐。迪馬在美元和民族自尊心間之顯得煩躁，我表示理解。

迪馬上街采購，咪咪去聯合國上班，飛飛激動了一陣，嘆氣，趴在門口。

我給老A打電話。我們認識二十年了。其身世像部未完成的傳奇，情節曲折，且不斷有新的進展。他十三歲成反革命，跳河自殺，得救。隨父放逐西北。文革期間，又成反革命，不投河，走為上——到處流浪，要過飯。七十年代末回北京，和我共過事，當美術編輯。在海外，先風水大師，後軍事專家。

“我這些天睡不著啊，”老A嘆了口氣。“你想想，還剩下不到兩年工夫，我怎能不愁!李登輝腦子有問題，不是傻，是腦子有問題。臺灣獨立，大陸絕不能坐視不管，美國必然會介入。軍中的少壯派可是主戰的。那太平洋里的核潛艇頭一顆就對準紐約，就等於對準我們家。

你說，我們剛買了房子……搬家？打起來就不止一顆嘍，至少幾百顆。往哪兒搬？”據說他上次對臺灣海峽危機的預測，得到五角大樓和日本防衛廳的證實。

掛上電話，老A描述的世界末日景象，讓早飯難以消化。下午兩點半，艾略特來了。在世界末日到來前，我們還得去朗誦。

下樓，上第三大道，過四個路口，即中央火車站，乘R線，奔皇后區。和地鐵的尿臊味混在一起的，是和紐約有關的回憶。一路上，我和艾略特閑扯。他說起很多人每天都吃興奮劑墨西哥總統派軍人們照顧病重的帕斯紐約最大的好處是在街上觀看行人里根毀掉了美國的福利制度冰島簡直是天堂尼娜去印度出差他每天得送孩子上學……到站了，我們搭出租車，來到紐約市立大學的皇后學院。

今天是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我在電腦前，試圖描述我兩個多月前在紐約的一天。重新建構時間是一種妄想。特別是細節，作為時間的形態，它們早已消失。所謂事實，是當事人假定的，帶有某種共謀性質。我給咪咪和艾略特打電話，像罪犯串供：“那天早上我們吃了什麽？”“不，不是俄國早餐。”“那個教授叫什麽來著？”

對，他叫阿米爾·奧利雷（Ammiel Alealay）。校園由西班牙風格的紅磚建築物組成。幾個女學生懶洋洋地在門口抽煙，帶有紐約人特有的冷漠和疲倦。奧利雷教授突然出現，斜穿小徑，好像他一直埋伏在某個樓角。他有著肖像速寫中潦草的輪廓，鬍子花白，眼神茫然，顯得睡眠不足。他的辦公室里貼滿了各種圖畫，有他孩子的，也有學生的。他偏好視覺藝術，也很容易成為其對象。有的老師生來就是為了讓學生畫的。

他和艾略特曾鄰居多年，鄰居們懷舊的話題全世界都差不多，若翻成北京話大致如此：挨煤鋪的三間半北房？拆嘍，蓋大飯店，把日頭都遮了。你瞧上的那丫頭片子仨孩子，早過景了。東院二大爺？嗨，那叫福分，不咳嗽不喘，一覺沒醒來……

朗誦會只有二十來個聽眾，估計要麽是學校脅迫的，要麽是為免費的紅酒點心的。院長坐鎮，哪個敢溜？我念中文，艾略特念英文翻譯。聽眾像是二十來部雖聯網但全部切斷電源的電腦：拒絕任何信息。我和艾略特交換了一下眼色，草草收場。

奧利雷教授代表校方請客，由四位同胞作陪。我們緊跟教授去找車。起初方向明確，行百餘步，他有些遲疑，瞻前顧後，聲東擊西。終於找到車，可鑰匙不見了。他自我搜身，深刻反省，滴溜溜圍著車轉圈，像個業餘車賊。下雨了，我和艾略特縮在房檐下。教授顯得更加潦草，無奈，只好叫出租車。

在中國餐館坐定，奧利雷教授被中國菜感動了，不再慌亂，臉上的線條變得肯定。那把車鑰匙註定在某處黑暗中等他。其實他並非普通的教書匠，而應屬於聯邦調查局感興趣的那類人物。他是猶太人，卻站在巴勒斯坦一邊。文學興趣也是反主流的，研究塞爾維亞詩歌，編巴勒斯坦詩選。艾略特告訴我，除了幾大西方語種外，他會塞爾維亞語、希臘語、希伯萊語和阿拉伯語。沈迷在那些古老語言的迷宮中，怪不得找不著鑰匙呢。

晚九點和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有約。我從飯館趕到她家，整整晚了四十分鐘。她約我出去吃晚飯，也讓我忘了。吃了？她目光中有一種驚奇。吃了。某些交往總是陰錯陽差。

去年春天美國筆會中心的酒會上，她一進門，立即成了中心，閃光燈追趕著黑髮中的一綹綹白髮。席間，她過來自我介紹，約個時間見面。我一時慌亂，借口忙推辭了。後來將功補過，寄書，她又沒收到，這叫沒緣分。

蘇珊的單元很大，在頂樓。從她的客廳可以看見哈德遜河。一隻遊艇駛過，展示了河水在黑暗中的質感。她告訴我，她喜歡在廚房寫作。

蘇珊並非傳說的那麽驕傲，她打開瓶法國紅酒，和我閑扯。其實在我和蘇珊及很多西方作家的交往中，都有這麽個微妙的心理問題：一個作家在失語狀態中的尷尬。您高小程度的英文，能和人家討論什麽？

起身告辭，我喝得有些搖晃。蘇珊讓我把一包錯遞的郵件還給門房。門房是個墨西哥人，蓄著小鬍子，睡眼惺忪。我琢磨，這份差使我幹得了。

攔了輛出租車，司機是個土耳其人。他一路大叫大喊：“……這世界就要玩完了。你還沒聽說？南北極正他媽融化。哈哈，水位上升，俄國、歐洲，就要被淹沒了。”他邊說邊掏出個扁玻璃瓶往嘴里灌。天哪，但願不是酒。“你從哪兒來？中國？中國跑不了，我們土耳其也跑不了，統統餵魚。上帝？上帝也沒用。別著急，紐約頭一個。哈哈，這些大樓就要沈到海底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