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轉彎，沿海邊道路行進。藍天白浪綠樹，總算讓人喘口氣。羅基告訴我們，前不久一個西班牙代表團來訪，被他們地中海鄰居的赤貧嚇壞了。以色列掌有制海權，巴勒斯坦漁民只能在六公里以內的海面打魚。經過一片草莓地。羅基說，很多歐洲人吃的是加沙的草莓，但他們根本不知道。因為加沙的草莓得先運到以色列，在那兒包裝並貼上他們的商標再出口。更甚至的是，連加沙的地下水也被以色列人抽走，再用管道輸送回來，賣給加沙的巴勒斯坦人。這種剝削倒是赤裸裸的，不用藏著掖著，準讓全世界的資本家眼饞。

我們來到海邊一個以色列定居點附近。這就像剛打過仗。道路坑窪，周圍建築大都被摧毀，廢墟上彈痕累累。高墻圍住的定居點有炮樓守望。這是加沙十九個定居點之一。羅基告訴我們，僅在這個路口，就有八十多人在抗議示威時死在槍口下，多是青少年。

加沙與西岸不同，被以色列鐵絲網團團圍住。依我看，除了經濟上壓榨，就是讓巴勒斯坦人自生自滅。他們不僅沒有出入加沙的自由，甚至連在自己土地上旅行也受到嚴格限制。如果說加沙是大監獄，那麼這些定居點就是小監獄，是監獄中的監獄，被仇恨團團圍住。猶太移民根本不可能和本地人接觸，出入都靠軍車護駕。到底什麼人願意搬到這兒來住？卡倫指指腦袋。“怎麼，是神經有毛病的？”卡倫笑著說：“不，他們是被廣告騙來的?風景好，房價便宜。多半是美國的猶太老人。”

我問布萊頓，這與當年南非的種族隔離是否有一比。他感嘆說，以色列當局的高效率恐怕誰也不是個兒。這一切似乎是用電腦精心策劃的：怎麼才能剝削得最多，怎麼才能帶來生活上最大的困難。

我們繼續向前，來到加沙盡頭與埃及比鄰的拉法（Rafah）省。下車前雷拉警告說，這是極危險的地區，以色列大兵隨時可能開槍，大家要盡量集中，別走散。在一幫孩子的簇擁下，沿破敗的街道向前，盡頭是一大片廢墟，堆滿殘磚碎瓦玻璃碴。邊境墻就在五十米開外，以色列的炮樓和坦克虎視眈眈。

羅基告訴我們，為了在邊境建隔離區，以色列軍隊在這一帶先後摧毀了近四百棟難民的房屋。僅在今年一月十日，五十九棟民房被推倒，兩天後又毀掉四十棟，一千七百個難民無家可歸。輕則給四十分鐘的時間，讓難民取走隨身物品，重則根本不事先警告。這時人們讓開條路，走過來個中年婦女（看起來像老太婆），通過雷拉翻譯，她講述了當時的可怕情景。那天淩晨兩點，沒有任何事先警告，以色列的推土機隆隆開過來，大人叫孩子哭。她連滾帶爬，好不容易才把她十三個孩子救出來，而全部家當都埋在磚瓦下。接著是一個老漢的控訴。他聽說羅素是美國人，便聲嘶力竭地喊：“為什麼你們美國給以色列飛機坦克？誰是恐怖分子？夏隆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

我憤怒到極度虛弱的地步，一個人往回溜達，路上遇見索因卡和胡安，我們一起默默走著。前面不遠，高音喇叭播放音樂和口號。胡同口的橫幅上有張肖像照片，估摸是個新“烈士”。屋里人影晃動，大吃大喝，沿墻坐著幾位老人在抽煙。這像我們中國北方農村辦喪事，喜氣洋洋的。一個小夥子攔住我們，往里請，看我們不懂阿拉伯文，又叫個人來用英文說：“歡迎。”索因卡指指手錶說：“多謝，可我們馬上得離開。”他們有些掃興。

回到汽車旁，雷拉大叫大喊：“你們這些家夥，讓我好找。我們必須四點半以前趕到哨卡，否則就過不去了。”一個六七歲的男孩拉拉我的手，讓我給他照相，他蹲在汽車旁，做了個V字手勢。

途經拉法省民警交通局，稍停。這兒緊挨聯合國駐地，不久前被以色列武裝直升機的導彈擊中，房子掀了頂，門窗殘缺。省長聞風趕來。但我們要趕路，只好匆匆握手告辭。

趕到哨卡，聯合國專車走特殊通道，也還是得排隊。而另一邊通道擠得滿滿的，一眼望不到頭。羅基擦了擦腦門上的汗，說：“我活了四十八年，從來沒這麼絕望過。人倒不怕窮，怕的是侮辱。你想想每天過哨卡就是一種侮辱。”

布萊頓指著窗外一個在羅基手下工作的小夥子，說他準是中國人。一問，果然不錯。他叫李之怡，是出生在美國的中國人，父母來自臺灣。他已經不太會說中文了。小夥子高挑個兒，長得挺帥，聰明伶俐。他在哈佛讀社會學時，到印度做過義工。去年大學畢業後他來這兒實習，原計劃三個月，一拖再拖，打算過了夏天再回哈佛讀碩士。他說，他父母都是搞科技的，不太能理解他，整天擔驚受怕的。我答應他回美國給他父母打個電話，讓他們放心。他一邊跟我聊天，一邊跟幾個巴勒斯坦小夥子說笑。他的阿拉伯語似乎很流利。我為他驕傲，沒多少海外華人的孩子能像他那樣脫離主流文化走出物質生活的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