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文化產業制度是一個全新的理論命題。文化產業概念的厘清是文化產業制度緣起的前提。國內外有關文化產業制度方面的系統專門研究還很少，而且主要是探討或者在文章內提及到文化產業政策、法規等內容體系。文化體制改革也是文化產業的一項制度安排。文化產業制度的深入研究還應將是文化產業諸要素的全面改革和創新，以及文化產業制度設計的優化、制度安排的法制化等。

一、文化產業制度：全新的理論命題…

我們不能把福柯只是作為一個閱讀的對象，我們要想一想福柯給我們提供的到底是什麽？若是遺產，這份遺產所昭示出來的緊急狀態，到底是一個什麽樣的東西？

一種立場——一種面對生活的立場、一種針對自我的生活立場；一道目光——看待我們這個世界的目光。在福柯那個地方，這一道目光伴隨始終。雖然他的眼界經常從一個地界移到另外一個地界，不斷在遊離之中。但是你會看到，福柯的寫作或者是思維的觸角支點，都一定是落實在一個東西之上。比如說現代性的早期，16、17世紀，福柯就盯紧那地方。因為就是在這個地方，有了今天我們說的“人”，或者“主體”這樣一個近代的創造品。......我們覺得能夠追求達到一種主體性的自足、主體性的自由等等，就已經很了不得了。…

什麼事情來了我就信？絕對沒這種事！只有“否決”一途，才是確定的。



一般人只懂得說：“哎呀別擔心，事情總會越來越好”。這不叫樂觀。



樂觀是：你看出事物的偶然性，最重要的是，從那偶然性中，看出它可被扭轉、改變的脆弱。因為它更多的只是接近人們本身的意願，雖然看上來複雜，但它大多數時候只是暫時的歷史偶然，而非不可避免的人類學的必然。

福柯透露四種觀察與轉變事物的途徑：

第一，首先是權力的派生運動。可以從《古典時期瘋癲史》到《求知之志》。…

傅柯·文學指向自身



文學指向自身，因而不再為任何外部價值或道德服務，也不作為溝通或宣傳的載體，成為由絕對內在性所標誌的運動，這是文學的第一重弔詭：文學是由書寫所招喚的為己重複 (répétition pour elle-même)。



換言之，文學必須指向文學存有，但文學存有就是「指向本身」這個怪異的摺曲運動。





延續閱讀福柯：…

傅柯·回到未來：所是中的不再所是

構成傅柯文學布置的越界，似乎一開始便以一種時間軸線上的怪異逆反所給予。表面上，越界被定義為對於既有法則的褻瀆，實際上卻是一切無定限未來的展開。反式考古學成為考古學意義下的「回到未來」，成為從「所是」（過去），到「所是中的不再所是」（未來）所畫出的抽象彈性之線。



這種激進的書寫在眾多作者的推波助瀾下，使得文學從十九世紀開始等同於語言界限的獨特操作，書寫意味勉力停駐於語言，即將不再是日常或邏輯語言的界限上，也在一切可能與理性話語即將噤聲、口吃、錯亂及瘋狂的邊境上。…

這個世界的構成，不管是文本也好、語言系統也好、規則也好、建制也好，其實都是一個褶子。所謂褶子，不是指它們的存在形態，而是指我們用一種什麽樣的技術，來打開我們這個世界的各個層面，來建立一個界面和另外一個界面之間的連通性，是一種力學的體系。或者說，是我們的身體在各個界面，到底會用一種什麽樣的形態來展開和呈現等等。

（福柯的）思想、理論，當它把我們連根拔起拋到空中時，不管這個種子會落在什麽樣的地方，我們只能處在一個失重的狀態。我們怎麽辦？我們的社會怎麽辦？為什麽需要一個先知式的哲學家，用他的手把你托起？你該怎麽辦？這是每一個人自己的問題。在你的頭撞向巖石的那一瞬間，上帝之手是永遠不會伸出來的。（吳瓊《福柯在中國依然是被流放的思想》）

福柯·創造性域外運動



當代文學（無疑地也是哲學、藝術與音樂）命定地必須崛起於空無的荒原，因為一切可能性（「所是」）都已被耗竭，所有的話語都已是令人不耐的陳套與“已說”，一切創造性因而都首先必需成為朝向域外的運動，都再度將語言本身催逼到非思的界限上。



然而，如果傅柯的思想有任何啟發，正在於其總是能從現代性的荒蕪中，一再復甦生命的內在性威力。書寫為什麼重要，理由恐怕就很清楚了。





這是莒哈斯…

汪民安·福柯譜系學的獨創性：我們如何成為此時此刻的我們

延續閱讀福柯：傅柯·文學指向自身





歐洲現代哲學或者說近代哲學，大體上來說有幾個關鍵人物。 …

四、大眾文化批判的評價：繼承與解構





詹明信的大眾文化理論，是他的後現代主義文化批判理論的一部分，其中貫穿著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反映了他對資本主義統治新特點的認識，有助於我們正確地認識西方馬克思主義、認清資本主義的文化現狀、他對大眾文化多維度的分析和批判，對於我們全面認識和分析大眾文化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首先，詹明信對大眾文化的批判，繼承了馬克思的批判維度。詹明信提出文化商品化、大眾化是資本擴張的必然結果的思想，發展了馬克思“一切勞動商品化”的思想。對大眾文化的性質、作用的分析，也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

第三，文化的主體零散化。從文化的內在價

值來說，大眾文化導致主體情感的消失。主體是現代哲學的元話語，標誌著人的中心地位和人為萬物立法的崇高，在哲學中一直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高雅文化也總是張揚主體的至高無上地位，作品總是努力表現主體自身獨特的情感體驗。因此，現代主義形成了諸如焦慮、疏離等情感性概念。



詹明信認為在後現代社會，主體已被“零散化”，喪失了昔日的中心地位，自我解構、主體消失、人的精神被徹底零散化。可以說踏入後現代境況以後，主體的疏離和異化已經為主體的分裂和瓦解所取代。…

後現代社會是一個完全商品化的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擴張，徹底打破了高雅文化與商品的界限，商業交換活動已進入一切領域，並產生出遵循商品邏輯的新的文化工業。後現代已具有文化消融於經濟，和經濟消融於文化的特征。



因此，商品生產本身也是一種文化現象，而且是一種主導的文化現象，在商品生產和銷售的意義上，經濟變成了一個文化問題。他進一步指出，消費文化的出現，消解了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界限，商品的供求關係又促使文化生產，不斷變換形式，導致了文學、藝術、建築、影視等領域內，五花八門的有別於現代主義的表現形式。

第二，文化的“無深度感”。…

詹明信認為在現代主義的巔峰時期，高等文化跟大眾文化，分別屬於兩個截然不同的美感經驗範疇，文化被理解為聽高雅的音樂、欣賞繪畫或者看歌劇，文化仍然是逃避現實的一種方法。對此，英國後馬克思主義大眾文化批判學者伊格爾頓也有詳盡論述。【2】21-22…

現代主義是“規範重建”的時代，規範解體後人們已無法返回到過去的整體社會體制中，卻越來越無法忍受生活在一個不斷向外延伸的灰色世界里，於是開始尋求新的、補償的途徑，力圖恢復那具有鮮明個人性質和主觀色彩的領地、後現代主義的特點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要求回歸到原始時代的理想，因為規範束縛著人，有些人立意要消滅所有的規範，再次恢復一切規範和科學產生之前的原始時代。詹明信說：“德勒茲和瓜塔里這些人稱作患精神分裂的人、耶欲望的真正英雄爺、反叛一切社會形態的極端分子、否定一切的人。他們確實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尼采式的超人。妳們會感到，這正是本世紀60 年代人們對事物的看法、我傾向於認為，《反俄狄浦斯》在某種程度上最確切的，最全面地表述了那個時代己經消逝的時期。但是，我不想在這里繼續探討這一觀點，只是想扼要地說明這種新的神話在我的分期理論中所起的作用。…

摘要：作為後現代馬克思主義的代表性人物，詹明信認為後現代主義是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大眾文化是後現代主義的形式，大眾文化顛覆了代表現代主義的高雅文化而走向世俗文化。詹明信對大眾文化的批判堅持了馬克思的批判維度，對我國文化建設具有借鑒意義，但他的批判仍然是表象的。…

從一些核心期刊目前發表的論文, 已經看到中國研究從國別研究進入主流的前景。例如, 對20世紀中國令人眼花繚亂的政權變更的研究, 使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有機會關注不同政體下的制度變革。近年來新制度學派正在將歐美個案基礎上形成的有效制度假說, 延伸到對為什麽當代許多國家難以形成有效制度、因而績效不佳的回答, 中國豐富的制度變遷歷史、改革開放後波瀾壯闊的制度變革, 為解釋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的關係提供了絕佳故事。從中國發生的事實與國際主流研究接軌來看, 大量中國研究要破解的問題, 都是主流研究的問題, 如中國的崛起與國際秩序；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交互影響；制度變遷的邏輯；經濟增長的國際比較, 等等。正如裴宜理所言, “記載下現代中國歷史上的一些關鍵問題的強烈願望, 敦促社會科學家們從事當代中國研究,…

在哈佛的半年, 讓我切切實實地感到, 國際上的中國熱是實實在在的, 中國故事已經變成了全球故事。這種關注不是因為個人有多重要, 有多大影響力, 而是一種對一個大國正在發生的一切的關切。它源於中國在國際上地位的提高, 中國變得重要是因為我們在影響著別人, 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 無論是政治家、學者還是老百姓, 都跟中國發生著關聯。只要你在中國問題方面有所研究, 這里的人很快就能發現你, 找到你和你交流。我們已經告別自己貼著去給人家講、對外講是為了讓國內的人聽的時代, 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外國人吵著要你講、必須真正讓外國人聽通中國故事的時代。 

（二）知識分子的責任。關於中國的故事, 你不講, 人家也會講, 而且在天天講。在這樣一個時代,…

這一判斷基於他的進攻現實主義學說, 即, 在無序的國際政治體系中, 沒有公認的更高權威, 也不存在秩序的守夜人, 沒有國家真正清楚其他國家的真正意圖, 也沒有國家能夠100%確定其他國家不會攻擊自己。這種情況下, 生存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目標, 唯一能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提升自身的相對實力, 只有強大、有實力的國家在這一體制中才有可能生存下來。每一個大國的終極目標, 是最大化它在世界權力中所佔的份額, 並最終支配整個體系。在這樣一個體系中生存的最好的方式, 是相較於潛在的競爭者, 盡可能地強大。一個國家越強大, 另一個國家攻擊它的可能性也就越低。對任何國家來說, 不可能取得全球性的霸權, 可以希望的最好的結果是成為一個區域性的霸權（國家）, 並以此來支配它自己的地理區域。獲得區域性霸權的國家會力圖防止（其他）大國在其他區域復制它們的成功。 …

經濟複雜度與產業升級。在國內時, 新政府提到最多的詞匯之一是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但是, 無論是產業還是整個經濟的升級, 到底指什麽？現在是一個什麽狀況？不同區域在不同階段的差異性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一直雲繞在我的腦海中。來到哈佛後, 我也一直在找這方面的文獻和國別研究案例。也許是機緣巧合, 一次, 在肯尼迪學院讀書的我們中國留學生會主席來找我給學生講座。作為答應講座的條件, 我向他是否有人在研究產業升級問題。聰明機智的“田主席”很快打開電腦, 熟練地向我演示了豪斯曼（R. Hausmann）的經濟複雜度模型, 並如數家珍地向我介紹豪斯曼的耀眼履歷——36歲任委內瑞拉經濟計劃部長、38歲組建泛美開發銀行研究部並人首席經濟學家、其後任世行和IMF發展委員會主席, 現任哈佛國際發展中心主任。使我對豪斯曼的研究產生了濃厚興趣。田禾後來還安排了一次有他參加的中國經濟討論。隨著我和田禾交往的加深, 他來找我討論碩士論文題目, 我脫口而出,…

綜合帕金斯教授的講座和幾次私下討論, 我將他的看法歸納如下: 

第一, 中國經濟增長減速是發展階段轉換的必然。帕金斯教授認為, GDP保持每年8-10%的增長率只會發生在一個國家的追趕期, 當一個經濟體從追趕階段邁向高收入階段時就會放緩。按2000年PPP美元計算, 日本、韓國、臺灣、新加坡等經濟體在人均13000美元時, 都出現了類似的下降, 香港是12000美元。中國的GDP增速在2012-2015年放慢, 以PPP計算的人均GDP增速於2017年放慢是必然的, 如果增長率低為6%, 中國將發生更長時段的減速。 …

誤區四, “中國的銀行把錢大都借給了國企, 而私營企業很難獲得信用貸款”？拉迪提供的駁斥數據為, 從2009年到2012年的貸款餘額中, 國有企業的比重由56%下降到48%, 而私營企業的比重由26%上升到36%；銀行貸款流量中私營企業的比重也在2012年上升到了52%。拉迪認為, 盡管私企仍然沒有得到充分的服務, 但不能認為幾乎所有的貸款都進了國企。而私企的利息保障倍數達到了9.6%, 遠超國企的4.3%, 這一點加上私企的高資產回報率使銀行比從前更加願意為私企提供貸款。 

誤區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