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政府特別是國家政府和超國家機構，如歐盟（EU）、聯合國（特別是UNESCO和UNTCAD）、經合組織（OECD）、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等，推動了文化（產業）政策和貿易問題的關注。

從目前流行的文化產業教科書[22]以及文化經濟學手冊[25]所羅列的廣泛主題來看，很多議題尚未進入（經濟）地理學視野或關注甚微，例如，文化產業內部的合作生產與組織問題、文化產業的價值鏈開發、文化內容和符號的創作與解讀、文化產品的市場營銷和消費、創意和創新研究、創意階層和勞動力市場問題、文化藝術公司的運作和管理、文化產品的價值理論和價格問題、文化產業投融資問題、文化產品的版權交易和法律問題、國際貿易問題、文化產業政策等；當然，與空間有關的議題，如文化創意產業集群和園區、創意城市、文化產業與區域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地域分異和全球分工等，逐漸顯示出地理學視角的獨特貢獻。雖然理論上，幾乎所有與文化創意產業有關的各種議題，都具有（明顯或不明顯的）空間性，都值得採用地理學視角加以關注，但地理學對文化創意產業的相對忽視，被批評為是對地理學的某種諷刺，特別是對文化轉向之後的地理學的諷刺[26]。

3地理學介入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文化經濟地理學⑥運用地理學視角關注文化創意產業的學者和研究成果，盡管相對有限，但最近有增加趨勢，主要表現在西方學術界，不僅在地理學圈內，而且在地理學圈外受「空間轉向」影響的其他學科⑦，也開始有意或無意地運用了關注空間的地理學視角，開展文化創意產業的跨學科研究。地理學內部發出了「文化經濟地理學興起」[2]的聲音。3.1經濟地理學的介入經濟地理學的加州學派（Californian School）主要關注並解釋文化創意產業在城市和區域空間中的區位分佈與變動問題[27]，如洛杉磯電影產業區位分佈的變化[6]，與該產業逐漸走向彈性生產方式有關，電影產業從集中到垂直解體，意味著電影產業的投資、制作、發行、放映等環節相互分離，電影制作公司從集中於「好萊塢」走向分散分佈，甚至走出國門，以至於加拿大和澳大利亞[28]發展成為美國好萊塢電影的拍攝基地[29]。

這種偏重於從城市、國家、跨國、全球等宏觀地理尺度，考察特定門類文化創意產業的研究，延續了以往經濟地理學對全球生產網絡（GPN）或勞動分工之空間表現的傳統主題[27]。不過，經濟地理學對於GPN[30]或跨國生產體系地域分工和地域關係的注重，逐漸構成了從傳統經濟地理學依據地域資源稟賦，解釋產業和區域發展，轉向重視社會空間「關係」視角的曼切斯特學派（Manchester School）關係地理學[31]，強調非經濟、非貿易關聯性[32]的重要，特別是創意人才之間的關係和人際網絡資源（而非公司間業務關係），對於創意公司區位選擇和創意產業發展，更為關鍵[33]。

經濟地理學家還試圖解釋文化創意公司為什麽表現出「共處（co-location）」城市內部特定空間、形成創意集群的現象，例如，倫敦影視後期制作公司集中在Soho區，主要原因不是房租便宜，而是為了獲得非正規知識、新想法以及密集的交流和互動[34]；廣告創意人員集中在此，並不只是為了降低交易成本，而是因為Soho提供了一個可供人閑逛（hanging out）、從外圍建立合作網絡關係並進入網絡中心的場地[35]，這些解釋與傳統經濟地理學將（制造業或高新技術）產業集群的解釋，要麽歸功於勞動力或人才市場的匯聚、中間或互補性產品及服務的供應、知識溢出等產業因素所帶來的內部經濟，要麽歸功於Jacob所說城市本身的外部性經濟[36]，有所不同。

構成了有關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強調，社會關係網絡的集群研究範式（clusterparadigm）[37]。對創意集群的深入探討，必然走向對創意（creativity）、創新（innovation）、知識和學習的研究，因為文化創意產業本身就是基於符號、文本、情感、知識和學習的「認知—文化經濟」[12]，在這一研究中，經濟地理學家特別強調地理空間臨近性，有利於面對面非正式交流,形成默會知識、實踐知識和創意場域[38]；受到文化轉向影響的經濟地理學者，將研究尺度縮小到工作場所，考察文化經濟合作過程中能力信任關係與情感信任關係的建立與知識轉移[39]；少數學者進一步分析了知識的空間性以及流動性,說明本土知識或地方知識的價值，以及知識的跨國流動、多國文化公司和全球管道對於文化經濟的作用[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