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創造性域外運動

當代文學（無疑地也是哲學、藝術與音樂）命定地必須崛起於空無的荒原，因為一切可能性（「所是」）都已被耗竭，所有的話語都已是令人不耐的陳套與“已說”，一切創造性因而都首先必需成為朝向域外的運動，都再度將語言本身催逼到非思的界限上。

然而，如果傅柯的思想有任何啟發，正在於其總是能從現代性的荒蕪中，一再復甦生命的內在性威力。書寫為什麼重要，理由恐怕就很清楚了。


這是莒哈斯 (Marguerite Duras) 的“處於幾乎絕對的孤獨中而發現只有寫作能拯救你”；

是阿鐸 (Antonin Artaud) 的“如果不是為了實際上離開地獄，什麼都不會被書寫或繪畫、雕刻、塑形、建築、發明。”

或卡夫卡 (Franz Kafka) 的「我將不惜一切，一切代價，書寫： 這是我為了倖存的戰鬥。”

或“書寫是我存有最豐饒的方向。”


而也正是在這種必然由越界與摺曲所註記的文學布置中，傅柯開啟了“讓一切的語言空間湧現於語言”的內在性平面。毋庸再區分文學、哲學或批評的語言，因為由越界語言給予的摺曲書寫，傅柯毫不猶豫地指出，招喚著彷如希臘思想中原初語言的“清晨似的語言”。

這是經由越界摺曲所說明的書寫，其不僅是文學的，且最終透過對此文學存有的述說，經由越界的機巧辯証所誕生的自我到自我（因而也是自我到他者）的返回，在此虛擬空間中，傅柯漂亮地展演其哲學事業，以文學倍增了哲學，或反之。


瘋狂、性特質、犯行、謀殺、知識空間…，這些傅柯曾在不同著作中投入構思並問題化的概念，都早在文學作品中被不同作者所充份展演。對傅柯而言，文學所給予的不僅是另一種現實，也不僅是現實的想像或偽造，而就是現實本身。

這是何以如果文學是虛構，傅柯毫不猶豫地說，那麼“除了虛構我什麼都未書寫”。

這是“僅歸於語言且完全停駐於字詞內部的現實”，如果傅柯就像德勒茲所指稱的，是一個新的檔案學者，則檔案不過是文學的另一種形式。

傅柯文學布置作為其思想的雛形，或不如說，其思想作為早期文學布置的一個鏡像，或許這就是此特異布置的重要性。 （見楊凱麟《傅柯哲學中的文學布置與摺曲》，94頁，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二十五期，2011 年 1 月，頁 6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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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未來：所是中的不再所是

福柯《褶子》

疊置缺席的交互鏡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