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相信，所有的中國學者都渴望受眾，中外受眾。除了極少數意識形態至上者乃至逆向種族主義者除外，中國學人不同程度地都盡力講述了他們理解的中國故事了。但心有餘而力不足，努力的效果欠缺。有時是發不出聲來；有時，由於信號編碼的差異，發出的也沒法讓外國讀者聽進去，並聽得明白，暫且不說接受與否。怎麼辦？ 

但在轉向如何發聲，如何說好之前，我得先說一句，要說好中國故事，無論是古代的，還是現當代的，最重要的其實真還不是，至少不只是，講述，而是如何把當代中國的事做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中國故事總體上一定依附於中國的生存和發展，繁榮和昌盛，依附於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有了這個前提，“說好中國故事”才可能成為一個有實在意義的國際文化交流的問題，才有中國故事的消費需求。如果當代中國做得很糟，就不會有多少中國故事的需求，也就大大降低了說好中國故事的必需。我們今天這個會議的最重要背景是，中國經濟GDP世界第二，是國際進出口貿易第一大國，制造業第一大國。北美大陸上早已滅絕的印第安裴奎特人，沒有任何必要說好他們故事？新西蘭毛利人也許有說好自己故事的心願，但除了喜歡異國風情的遊客外，還有誰，需求毛利人的故事？ 

盡管如此，對我來說，說好中國故事的意義卻不是，或主要不是，或不僅僅在於贊美中國。我更看重的其實是，這些中國故事中可能蘊含了某些知識和經驗，具有更一般的意義，超越了中國，可能為遙遠地方的他人分享。這就是所謂的“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或中國經驗或教訓，或中國智慧或中國方案。我不是普世主義者，我說的只是可能。作為一個學人，我只是不願從一開始排除這種可能。如果我說中國故事，那只是因為，在我看來，這個故事，對於某些他人，可能有某種學理的或啟發的意義。 

四、如何“說好”？ 

這是作者的真正難題。 

與其他動物相比，人的最大特點之一也許是，有無限的想象力，卻很難實現。他可以預設目標，精細規劃，他也能想象成功，甚至為之心潮澎湃，熱淚盈眶，猶如身臨其境。然而，不但努力了，也未必能實現；更多的是，一覺醒來，就放棄了昨夜夜不能寐的激情暢想。這不僅是知與行的矛盾；其實也是個“不忘初心，方得始終”的問題。在說好中國故事上，也不例外。 

不能強求，這只能靠每個研究者、學人、譯者、出版商自己的努力，也要靠天時地利人和以及其他偶然因素。“不是一切努力都沒有結果，但也不是一切努力都有結果；不是最努力的就一定最有結果，更不是努力就有一個確定的結果。”但即便如此，卻還要努力，也只能努力，持續的。不僅要個人努力，這是首要的和主要的——因為學術，尤其是人文社科，雖然更多依賴學人個人的創造；在今天，也離不開集體的努力，協調和合作，尤其當涉及中外文化的交流，涉及市場。 

因此說好中國故事，其實不只是，甚至主要不是“說”的問題，而是行動。但也還有些或許可以分享的東西。下面，就以我作為作者的經驗為基礎談談，說好中國故事中，一些還可以言說的，可能為他人參考的，考量或經驗。許多是老生常談，但老生常談恰恰因為這很重要。 

首先要理解中國，而理解的前提是熱愛，而不是投機——搭中國崛起這趟便車。這個熱愛包括了純粹因學術興趣而產生的強烈職業偏好，但也包括了，出於對中國的熟知、長期廝守而產生的、可能被指責為中國文化中心主義色彩的那份“偏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