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特定意義上，“熱愛”就是一種偏執，就像“不愛江山愛美人”那樣。這種偏執不丟人。哲學闡釋學的分析表明，任何知識發生和拓展都始於一種prejudgment，可譯為前見/偏見。也只有在一個具體社會、文化、傳統中持續努力，也才可能有發現和洞見。至少有時，作者就得不管江湖上或市場上的風起雲湧，潮起潮落，就得一葉孤舟，“出沒風波里”（范仲淹）或是“獨釣寒江雪”（柳宗元）；決意“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李白）——那才叫有“文化自信”和“理論自信”，即便“深藏”一句有點過於自戀。但也別以為只要執著、堅守、自信、努力，就會出成果，出好的和重大的成果。這都不是充分條件，只是個必要條件。只是說在別不計較最後結果，尤其是個人功名。否則，就是機會主義，想“賭一把”。這尤其是在人文社科領域。但也不僅在人文社科，在數學和自然科學領域也可能如此——想想數學家張益唐的堅持。是從小學課本上的故事“小貓釣魚”，我了解了“一心一意”和“三心二意”這兩個成語的。 

只有熱愛也才更願意理解，才能沈下心來理解，堅持以中國為本位，更建設性地從學術角度切入，深入務實，研究那些只有在中國才能更好更有效研究的問題，直到心中有了點幹貨，有了值得一說的故事。 

但言說者也即作者還一定要有強烈讀者感，要明白自己打算對誰說話？是對中國人還是外國人（甚至，哪個外國？），對專業學人還是普通讀者，預期讀者的年齡段、知識水平甚或性別、意識形態、文化前見/偏見等因素。 

若潛在的受眾是中國人，作者要能想象並理解，為可更多借助，受眾已有的各類中國經驗，以各種手段喚醒和激活讀者去“反芻”他們已有的中國經驗；為他們提供一些新的可能的立場和視角，勾連一些他們之前不曾想到的變量之間的關係，讓他們感知歷史和當代中國人在社會實踐中的種種智慧。

這一點原則上對外國讀者也適用。只是外國讀者的生活經驗更多受其所在國的文化塑造，因此作者在說中國故事時，必須有所調整。一方面要讓外國讀者了解中國的相關情況，特別是規定中國故事的那些非常具體實在的中國問題（problems），讀者才有可能在智識上理解並跟上某個中國故事的發生和演變。另一方面，更要借助那些高度直觀的經驗，借助那些源自歐洲但幾個世紀來已經被全球分享的文化符號，無論是人文知識，還是自然或社會科學的理論，甚至那些往往反映了人類共通問題的童話和民間傳說等等，為中國故事的展開鋪路。 

鑒於中外文化交流這一語境限定，要說好中國故事，一個重要考量也許應適度弱化傳統中國人文話語的表述，更多並善於將其轉換成社會科學的分析、論證和闡述。因為傳統中國經典是高度精英導向，思想表達常常極為簡潔，大量斷言，很少細致的邏輯論證，往往直接訴諸於讀者的悟性。說是“誨人不倦”，其實孔子乃至後世中國的精英教育對學生要求歷來偏高。這與今天中國學術和國際交流的預期受眾的差距很大，這就要求今天說中國故事的人必須做出相應調整，要把許多話說明白，必須有更細致的分析論證。不僅要避免用中國習慣的套話包裝。因為，至今還有不少中國人還會把儒家（其實很可能只是孟子這一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說法或理想，當成實然，甚至當成一種社會政治規律；也有人把一些有社會激勵意義的口號或追求，如“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當成一種社會理論。但同樣應避免的是，把對社會實踐或歷史過程的簡單描述當成理論，或是把一個看上去不錯的故事話語當成一種理論。其實，理論必須有一般性；一個好的中國故事，至少必須給人以故事之外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