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中西文化的交流以及學者的努力，基於中國經驗的相關研究日益增多，其中由中國學人撰寫的也日益增多，但總體而言，很多中國故事和中國研究，對西方普通民眾或學人，仍然異己的，至少也是邊緣的。許多看似基於中國經驗的學術，所謂的中國故事，非但附著於西方學術傳統的，並因此是西學的產物，支持或驗證的是西方理論。但也因此，對西方主流的人文社科研究來說，這些來自中國的或關於中國的學術，講的故事，在這個知識生產和話語交流的大格局中，幾乎是有它不多，沒它不少；有時甚至真的只是一個文化多元的裝飾性符號。在那些偶爾也會瞄一眼中國經驗的西方學人看來，許多中國故事沒啥新東西，沒推進學術，更別說帶來研究范式的變革。 

是有西方學者的偏見，但並不由全是。主要還是因為許多來自西方社會和學術實踐的理論、概念和命題與中國經驗有距離；即便牽強附會，也很難有效解說中國的實踐或經驗。馬克思主義當年預言的是，無產階級革命將發生在西歐的工業化國家。中國卻是一個各地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的農業大國，小農如汪洋大海，很少工人。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後來中國革命實踐證明成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就曾被很多人，包括很多真誠的中國共產黨人認為荒唐，因為“山溝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

但中國革命的勝利讓我們今天完全不再為馬克思本人的論斷矯情；我們有了基於中國經驗的理論。根據其理想型法律分類，韋伯認為只有以歐洲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律傳統才有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即便英美法，也有悖他認為最理想的形式理性法律類型，屬於最不被待見的“卡迪司法（Kadi-justice）”。中國法自然也被很多中國學人歸結為卡迪司法。這個分析在韋伯的法律社會學理論中，邏輯很嚴謹，結論很雄辯，因此很流行。但韋伯的觀點在經驗上一直麻煩不斷。不僅在英美法世界受到質疑，在韋伯故土司法也有令人吃驚的反例。在東亞，從日本開始，緊接著是亞洲四小龍，再到中國大陸的經濟高速發展，都一再挑戰韋伯的理論。有華人學者試圖修正和補充韋伯的學說，但這類努力只是削足適履，想做的不過是韋伯的理論沒錯，只是韋伯或韋氏學人把英美或東亞社會的法律錯誤概括了。 

由於西方學術強勢，對西方的一些經驗也頗有解說力，因此，許多源自西方的理論很容易被視為理所當然，甚至為了學術積累也有必要首先假定其理所當然。但帶來的副作用之一就是許多中國學人缺乏學術自信，言必稱希臘，言必稱羅馬，言必稱美國。只會引證，無力質疑。習慣於用西方標準，學術的、政治的，來衡量、判斷甚至剪裁中國故事，並把中西的差異一律視為中西的差距，自然無心也無力理解和整理中國經驗。許多所謂的中國故事其實只是，常常是，或更多是，對西方理論的例證。在當代中國的諸多文科院系中，很大甚至最重要一部分就是學術進出口，引介國外的理論，用中國經驗附會，然後輸出。非但“不能表達自己，只能被表達”，中國常常被迫在某種特定的中西權力關係位置中被表達。 

不搞進出口貿易的也未必更好，由於時代變遷，由於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國故事的受眾也有了很大變化。因此，有時，即便努力了，學人也無法同當代的中國受眾或外國受眾有效交流。 

他們或者用中國傳統的政治和倫理話語表述，讓當今中外受眾都不很明白；或者以當代的政策宣傳話語交流，不僅容易讓人猜疑，更難讓人聽進去；有時生硬的翻譯語詞甚至引發非常不幸的誤解。這樣的表述往往變成缺乏社會交流效果的自言自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