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的半年, 讓我切切實實地感到, 國際上的中國熱是實實在在的, 中國故事已經變成了全球故事。這種關注不是因為個人有多重要, 有多大影響力, 而是一種對一個大國正在發生的一切的關切。它源於中國在國際上地位的提高, 中國變得重要是因為我們在影響著別人, 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 無論是政治家、學者還是老百姓, 都跟中國發生著關聯。只要你在中國問題方面有所研究, 這里的人很快就能發現你, 找到你和你交流。我們已經告別自己貼著去給人家講、對外講是為了讓國內的人聽的時代, 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外國人吵著要你講、必須真正讓外國人聽通中國故事的時代。 

（二）知識分子的責任。關於中國的故事, 你不講, 人家也會講, 而且在天天講。在這樣一個時代, 知識分子的責任非常重大。 

在哈佛期間, 我聽過不同類型人的講座, 一類是媒體人, 他們能繪聲繪色地給你講述一線發生的故事, 能帶動一種情緒, 但是, 他們不會給出一個事件背後的原因, 當然他們在講故事時背後也預設立場。另一類是政治家, 他們口若懸河, 自信滿滿, 但是, 這些人往往用自由、民主、專制等大詞匯給對象貼標簽, 或者用嘲笑、不屑的語言與表情來博得聽眾的掌聲。第三類是知識分子的聲音, 哈佛請這些人來不是沖著他們的名氣, 一般是因為他們近期有重要著作出版。給我的感受是, 知識分子的聲音非常重要, 他們有深度研究, 客觀, 冷靜, 有責任感, 更能引導思考和正確認識。哈佛的許多教授在這方面堪稱楷模。傅高義教授就對我講, 自己的責任不僅僅是自己的學生, 而是幫助西方人了解東亞。我去拜訪裴宜理教授時, 她也重重地強調, 知識分子要用筆寫！如今, 翻看西方雜誌、報紙, 打開西方電視, 與西方投行、咨詢公司接觸, 到處都是關於中國的信息、報道和評論。如何向西方傳播正確的中國聲音已非常重要, 它已超越意識形態的范疇, 關乎中國與國際交往的戰略思維與布局。在這種格局下, 知識分子的作用舉足輕重, 用專業的知識、比較的眼光, 以客觀、說理的方式講述中國故事, 能幫助一個國家更好地了解另一個國家, 也能更好地維護和實現國家利益。

（三）掌握國際中國研究動向。中國的知識界要講好中國故事, 首先必須要了解國際上的中國研究走到哪一步了。美國對中國的真正關注始於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 美國朝野對“美國為什麽失掉了中國”激烈爭辯, 並組織一批中國問題專家予以回答, 美國人對當代中國的研究源於“了解你的對手”的冷戰思維, 其定位更多集中於情報分析和政策評論。二十世紀中葉起, 中國研究發生劃時代轉向, 以往漢學家們所最感興趣的傳統中國逐漸受到冷落, 轉向越來越重視中國的現狀及其形成的時代背景；以往漢學傳統中的文獻考釋退居次要地位, 人文與社會科學各門類的專業分析獲得普遍尊重。

這一轉向吸引一批受過正統社會科學訓練的各領域學者加入到中國研究中來。由於中國問題專家具有了方法上的優勢, 加上資料可及性的增加, 中國內地調查不斷向外國人開放, 以及海外中國研究更為寬松的環境, 這一時期的海外中國研究取得豐碩成果, 出版了一批蜚聲國際的專著, 產生一大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中國問題專家。改革開放後, 中國留學生數量劇增, 外國人可以在中國更便利的調查與合作研究, 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的方法更普遍地用於中國研究, 中國研究大量進入各學科的主流雜誌, 慢慢進入主流視野, 在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各類一流雜誌上出現了一些有影響力的論文。但是, 由於主流研究的過於強勢和中國研究的相對弱勢, 大量套用主流概念和方法對中國的研究也讓一些對中國比較了解的人覺得不解渴, 隔靴搔癢, 甚至與實際不符。

（四）中國研究進入主流的機會增大。隨著中國經濟經歷30多年的高增長, 中國經濟和國際政治重要性的提高, 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關注加大, 中國的發展、轉型與制度變遷很難被簡單地當做例外、個案來對待。如此大塊土的中國經濟直接影響著全球經濟, 國際機構的短期對策研究已經將中國因素考慮進去。如此巨量人口正在發生的從農村社會向城市社會的轉型, 是國際各類學科研究結構變革和社會轉型的富礦。具有悠久治國歷史傳統、以及獨特制度結構與制度安排下進行的大國治理, 是政治學、政府學和正在成長的各類交叉學科研究的對象；一個經歷過計劃體制、城鄉二元體制的大國如何實現艱難的體制轉軌, 為轉型研究提供了難得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