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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提出《遊民文學與遊民文化之關系》的課題，得到中華社會科學基金的資助。一些朋友與同行覺得這是個新問題，實際上我在1994年曾發表《論〈水滸傳〉的主導意識——遊民意識》，便是這個課題研究的一部分；1990年我在香港中華書局出版了《中國流民》（原名為《遊民的理想與現實》被編輯誤改），此書便是這個課題最初的、極不成熟的論述。…

如果我們心平氣和地想一想，“民”至是與“官”相對的一個群體，皇室、貴族、官僚以外都是“民”。一為群體，其中自然是形形色色，良莠不齊，因此，談到“民”可以與性質不同的形容詞相連接。良民、刁民、順民、莠民都是成立的，“民”中有英雄豪傑，當然更不乏疲軟分子，“暴民”只是眾多類型“民”中的一類，決非全體，更沒有藉此貶低“人民”之意，還請有不同意見者垂注。…

從《社會科學論壇》上讀到蕭功秦先生的《特立獨行：我們缺少的人生態度》，十分高興，很長時間以來，這是一個不被人關注的話題，很少有人涉及，其原因在我們這代人看來是眾所周知的：毛澤東在他的名文《別了，司徒雷登》中批評韓愈的《伯夷頌》中頌揚的“特立獨行”，把它視為“民主個人主義”，是知識分子右翼所堅持的錯誤思想，因而應予批判。

毛澤東所建立的新社會中又強調群體的“統一”“一律”，獨來獨往之人（林彪垮台後，其所書寫的條幅“天馬行空，獨來獨往”都是他的罪狀）都要受到群體的嫉視和排斥，被認為是個人主義，他們往往沒有好下場。1957年反右之後進行社會主義教育，批判“個人主義”，說“個人主義”是萬惡之源，許多有個性的青年學生、獨來獨往的知識分子受到了沖擊。“特立獨行”比“有個性”“獨來獨往”更高著一檔，人們聞之而色變，避之唯恐不及，誰還敢冒天下大不韙談論它，蕭功秦先生的這篇文章真可以說是空谷足音了。…

朱元璋是自明代以來的熱門話題，打開網頁搜索一下，竟有12500多條，甚至超過了一些明星大腕。然而，翻閱一下，大多還是局限在朱元璋的能夠引起大眾興趣的問題，如朱元璋的“容貌之謎”，是俊、還是醜？四菜一湯是不是始自朱元璋？為什麼一個放牛娃，一日三餐不繼，16歲作遊方和尚，25歲當兵，最後居然成了皇帝，建立了大明王朝，延續了276年？當然歷史上有些特殊經歷、最後又成為大人物的人，總能作為談資永世流傳。

1.如果讓馬皇後、朱標太子和身邊持從來“回憶”和評價朱元璋…

3,說“背叛”

 過去一個時期里評論“農民起義”歷史論著里，經常用的一個概念就是“背叛”。一個社會下層人士，想通過造反謀求生路，半路被官府招安，於是，歷史學家往往稱這位造反領袖成了“叛徒”，他“背叛”了農民起義；如果他造反成功了，從社會下層、或竟從社會最底層的遊民一躍而成為帝王，如果按照上述的批判招安的邏輯，這應該是革命到底了吧？不，這也不被歷史學家們稱許。把這些小人物最終登上皇帝的寶座說成是他們竊取了農民起義的勝利果實、最終“背叛”了農民起義。例如，吳晗在評價從遊民登上皇位的朱元璋時就是力主此說的（見《朱元璋傳》），許多明史研究者讚成和支持吳晗的意見，只是他們的論據與描述朱元璋的“背叛”的過程與時間與吳晗略有差異。吳氏還提出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發表的討伐張士誠的檄文和宣諭徐州吏民的公告是他從革命的農民“轉變”為地主階級領袖的重要標志。他說：…

第三，無論是盲目的第一階段，還是有了政治目標第二階段，造反運動的領導者首先考慮的是自己的利益、造反領導集團和全體造反活動參加者的利益。這些利益有時與某些階層或群體利益吻合，那是社會運動的結果，並非是造反者特別要作這些階層或群體的代表。當階級意識沒有進化到自覺階段時，不存在誰有意識地代表哪個群體利益的問題。在紛紜復雜的斗爭中，造反者不斷地變換口號和主張，但這些變化都是圍繞著他們的生存和利益的，不用說遊民非常短視，特別重視眼前利益（為了生存，他們不可能考慮更遠的東西，所謂“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就是為史家們熱衷表彰的農民也不會遠離個人利益這個主題。這些我們將在以後還會加以說明。至於農民起義、農民戰爭是否推動了社會的進步，這需要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

專制社會只有政府是有組織的力量，人民是分散，除了家族組織以外，他們是無組織的力量。中國小農的特點如歷史學家孫達人先生所說是“小”（生產規模小）“少”（財產少，一貧如洗）“散”（居住分散，與人很少往來）。這種農民是名副其實的小農。遊民則更是散漫的無歸的。他們要想維護自己的利益、或者僅是為了求生而拂逆了統治者的意志都是要付出極大的代價的。如果對此不滿、想要反抗那是極其無力的。長久如此，必然郁積仇恨，早晚會產生造反的要求。當他們有了反抗的要求、又感到自己力量薄弱時，必然產生組織起來的要求。能夠實現這種要求的，當時只有秘密宗教（遊民組織的最高形式——秘密會社是較晚出現的）。而秘密宗教一直就有個松散的組織，那些秘密宗教的傳播者就是把分散農民組織起來串聯人。這種做法在漢末就出現了的，著名的黃巾起義就是利用太平道進行組織和動員的。張角兄弟最初就是職業宗教傳播人。…

朱元璋造反的最初的目的只是求得“自存”，後來看到與他爭奪天下者，也不過是些沒有什麼遠謀深慮、“志驕”“器小”的庸庸碌碌之徒，在謀士的勸導下，才確定了奪取天下的“遠略”。至於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采用什麼“理論”作為宣傳的工具，這要看當時的需要。早年朱元璋信奉彌勒教，是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的一種選擇。元璋年輕時作過和尚，這更不是由於信仰，用他的話來說只是“托身緇流”（《皇陵碑》），是用以解決吃飯問題的臨時措施（一般說來遊民很難有堅定的信仰，他們傾向把一切都工具化）。當朱元璋參與紅巾軍的造反活動時，他還是個遊方和尚，這時以明教為旗幟的造反活動已經有了相當的規模，此時要生存和發展，投靠紅巾軍是一個較好的選擇，所謂“背靠大樹好乘涼”。在幾年的軍旅生涯中，朱元璋充分表現出其軍事天才與臨時應變的機謀，他逐漸從對郭子興的依附下走了出來。力量壯大了，並且有了足以和割據天下的“群雄”一較高低的力量，朱元璋在有了逐鹿中原的資本之時是否還會遵循明教的規則呢？這主要看這些規則是否符合他的需要？…

人們議論“京派”與“海派”的問題，就一定會想到三十年代魯迅先生所寫的兩篇關於“京派”和“海派”的文章，想到他那些著名的論斷：“‘京派’近官，‘海派’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從官得食者其情狀隱，對外尚能傲然，從商得食者其情狀顯”；“‘京派’是官的幫閑，‘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從而認為“京派”和“海派”之爭就是二三十年代北平教授和上海文人之爭，實際上這是不確切的。…

時間: 2001年9月14日上午10：00－11：30

地點: 一教207

顧彬, Wolfgang Kubin, 德國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

1945年生於德國策勒(Celle)。1966年在明斯特大學學習神學，1968－1973年改讀漢學，兼修德國語言文學、哲學和日本學。1973年在波鴻大學獲博士學位。1974－1975年在北京語言學院學習。1981年在柏林自由大學通過論文答辯，獲得漢學教授資格。1985年為波恩大學東方語言系中文教授。

現職: …

時間：2001年11月12日晚上7：00－8：30

地點：理教103

主講：葛兆光（清華大學教授）

剛才盧教授對我的介紹讓我不知所措，就像攝影師把鏡頭擺在你面前，使你不知道手應該放在哪裏。現在很多人都喜歡在自己的名片上印上各種各樣的頭銜，我有一個朋友他在做名片時，把自己所有的頭銜都印上去了，但就是忘了把自己的名字寫上了。盧教授對我的介紹也差點使我忘記了自己的名字。…

早在1923年，俞平伯先生的《重印〈浮生六記〉序》就對中國的自傳問題有過一番解說：

記敘體的文章在中國舊文苑裏，可真不少，然而竟難找一篇完美的自敘傳。中國的所謂文人，不但沒有健全的歷史觀念，而且也沒有深厚的歷史興趣。他們的腦神經上，似乎憑了幾個荒謬的印象（如偏正、大小等），結成一個名分的謬念。這個謬念，無所不在，無所不包，無所不流傳，結果便害苦了中國人，非特文學美術受其害，及歷史亦然。他們先把一切的事情分成兩族，一正一偏，一大一小……這是“正名”。然後甄別一下，與正大為緣的是載道之文，名山之業；否則便是逞偏才，入小道，當與倡優同畜了。這是“定分”。…

逝者如川，忘卻是我們無法擺脫的宿命，一切記憶都是忘卻後的記憶。正是在忘卻與記憶之間，我們建構了自己，賦予自己以形象和身份。在個體和集體設計自我認同的那些活動中，自傳是一種不適合中國人的文體。…

北大外國語學院 趙振江教授

帕斯在國際上影響極大，獲的獎項不計其數，但是由於拉美文學在其他學校——包括北外——很少開這門課，因為我們是以歐美文學為主。但是在國外，拉美文學是有很大影響的。比如美國，拉美文學的研究比研究美國文學的還多。19世紀之前，拉美文學主要是模仿歐洲，亦步亦趨。拉美獨立之後，才有可能有拉美意識。而拉美大學反過來影響其前宗王國，則是在19世紀末。西方現代派，最早是出現在拉美。何塞·馬蒂是最早的現代文學詩人。而1888年，尼加拉瓜一位詩人的《藍》，標志著拉美現代主義文學的形成。1990年，帕斯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黑龍江出版社以前在《太陽石》的序言說，這是“現代主義詩歌的又一勝利。”但他們不知道，到1916年，現代主義就在拉美衰落了。1989年我就把《太陽石》譯成中文了，但出版社一直不發行，因為很多人都說看不懂，帕斯得了諾貝爾獎之後，才立刻發表了。…

很久以來，女性詩歌一直受不到相應的重視，我們總是忽略了女性詩歌的存在，因此 我今天就來講講女性詩歌的問題 ，讓大家對女性詩歌有更多的理解。對我而言女性詩歌不僅是一個集合概念，它不僅是一個詩人的集合，又是一個詩歌的集合，更重要的是它還是一個詞典的集合，歷來文學界、文化界總是對女性詩歌有著種種的誤解，而我把這種誤解編成了一個“誤解小詞典”，從這方面來入手，從而分析女性詩歌的一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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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9月19日晚上7：00

地點：一教101

主講人簡介: 《余華自傳》1960年4月3日的中午，我出生在杭州的一家醫院裏，可能是婦幼保健醫院，當時我母親在浙江醫院，我父親在浙江省防疫站工作。有關我出生時的情景，我的父母沒有對我講述過，在我記憶中他們總是忙忙碌碌，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我幾乎沒有見過他們有空余的時間坐在一起談談過去，或者談談我，他們第二個兒子出生時的情景。我母親曾經說起過我們在杭州時的片斷，她都是帶著回想的情緒去說，說我們住過的房子和周圍的景色，這對我是很重要的記憶，我們在杭州曾經有過的短暫生活，在我童年和少年時期一直是想象中最為美好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