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初，我在《南方周末》發的一篇短文——《警惕暴民意識》中說：“暴民意識和清官意識一樣，對於中國人來說都是麾之不去的情結。現在，清官意識不管如何改頭換面、冒充新的東西，輿論還是能夠把它識別出來、作為負面的社會現象來批評的，而暴民意識則不然，電視劇《水滸傳》中的一曲《好漢歌》唱遍大江南北。許多處於弱勢地位的普通老百姓從內心里羨慕那些敢於“得出手時就出手”的暴民。把它看作解決社會不公時可供選擇的手段。社會輿論、特別是通俗文藝作品還常常把這些當作‘反抗精神’和‘英雄氣概’加以表彰。聽說，它還被改編為現代民謠，起句為‘下崗大哥你別走’，以‘得出手時就出手’作結。民謠赤裸裸地表達了一些人幻想用暴力的手段改善經濟地位的願望。這些都是值得關注的。”這篇文章本來是有感於目前通俗文藝作品（特別是影視作品）中暴力的傾向發表的意見。不期引起了許多熱心探索社會改革人士的注意。不僅有些讀者在各地報刊上發表了不同的意見，有的還把這篇小文貼在了網上，以期引起了更多人的關注和討論。這是我預先沒有想到的。學術本屬公器，討論更是促進學術發展的動力，何況，關於暴民意識與暴民的問題近幾十年來似乎從來沒有見過系統的討論文字，如果就此機會、把這個問題展開、各抒己見、對於理論的發展和社會實踐都是有積極意義的。

 綜合發表的文章和寄給我本人的信件，其意見大體可分為以下幾個問題：一，“暴民”的說法本身就是錯誤的。老百姓的反抗是天然合理的（實際上，從當前語境來看，近幾十年的“暴民”都是在“指揮刀的保護下”，所“反抗”的也是逆來順受的弱者），沒有什麼“暴民”問題，只有“暴政”“暴君”。“暴民”的說法是統治者對人民反抗“暴政”的汙蔑，甚至有人認為提出“暴民”這個概念就有“與民為敵”之意。有的讀者很氣憤地說：“暴民”是什麼？中國的老百姓還不老實麽？你不滿意“暴民”，是不是在為貪官汙吏的橫征暴斂張目？二，如果說。老百姓中有需要的解決問題的話，那也只是“順民”的問題。因為據有的論者說，中國的老百姓在迫害與壓迫中缺少反抗勇氣。三，因為有“暴政”才有“暴民”因此，就要“治民必先治官”“治暴不如治權”。 對於通俗文藝作品、特別是當前影視作品充斥著的暴力文化的問題及其負面效應反而沒有什麼人接觸到，這是令人遺憾的。也許是人們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了。?

“暴民”是個沈重的話題

近幾十年來，我們說慣了“人民”這個詞兒，（五十多年前是說“國民”），近幾年來，又有倡導用“公民”這個概念來表述老百姓在“法治社會”中位置的建議。這的確體現公民意識的覺醒和社會的進步。而“暴民”這個詞兒卻很少在我們的文字和口頭里出現，大家頭腦深處也缺少“暴民”這個概念。因此，《警惕暴民意識》的發表使一些讀者感到突然，感到不解。我曾在《從“該出手時就出手”說起》一文中寫道：頭腦里充斥這“清官意識”和“暴民意識”的人們“或是匍匐在清官腳下，希望的到他們的垂憐；或是不怕天、不怕地，鋌而走險，去爭奪屬於自己或不屬於自己的利益”。於是，有的批評者就據此駁斥說，奪取“屬於自己利益”的人們是正當的反抗者；那些奪取“不屬於自己利益”的人們是“暴徒”。稱“反抗者”為“暴民”是錯誤的。這種批評根本上否定有“暴民”存在，沒有“暴民”，當然更不會有“暴民意識”。於是討論便失去了基礎（當然也有認為所謂“暴民”就是“革命者的，並以自己就是這樣的“暴民”而自豪）。

什麽是“暴民”？我想對這個概念的具體所指，大家都會有感覺，但它又很難下定義。我理解的“暴民”是：當社會或人與人之間出現矛盾時只是執著地使用暴力解決問題、而不作其他思考的平頭百姓。他們認為暴力是萬靈妙藥，可以解決一切社會問題，就像梁山上的李逵，認為他的兩把板斧可以解決一切問題而不考慮其它選擇。這種思維方式的產生與人類本能、某些生活經驗以及環境、文化素養有關，我在下面將一一述及。

究竟有沒有“暴民”？我認為首先這不是個理論問題（如果說是“理論”問題的話，只是一度把持“理論”者不許公開討論），而是現實問題。經過“文革”的人都不會對是否有“暴民”形成疑問！事情擺在那兒，不說“打砸搶分子”，就那些在“指揮刀保護下”造反的積極分子、勇敢分子是不是暴民？那些充滿了暴力語言和暴力行為的批判會、斗爭會，“文斗”“武斗”，喋血鬧市，濺血長衢，這些都是誰干的？難道就幾個、幾十個、幾百個、幾千個“暴徒”就能夠攪動天下？在七、八年中，把偌大的國家搞得鬼神不安？干這些事的不是“暴民”又是什麼？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以此為樂，以此為榮，起碼是不以為非的，人性中蓄積的暴力傾向得到了紓解，人們在心理或生理上獲得了某些快感（盡管這是變態的），即所謂“與人奮斗，其樂無窮”！有人把這說成是“革命”，我不以為然，革命中有暴力，但暴力不等於革命。

 “暴民”不僅中國有、外國也不缺少。非洲的圖希族、胡圖族的互相仇殺，幾十萬人喪生，參加的“暴民”總數在百萬以上。這里有什麽“革命”？從近期的《作家文摘》上讀到了記錄印度尼西亞加里曼丹島上部族仇殺的文章，名為《人頭在我眼前落下》。那里的達雅克人仇殺馬都拉人，見到他們就殺，砍掉人頭，稱為“獵人頭”，無頭屍橫陳街頭。看完這篇報導令人不寒而栗。本來都是相處很好的鄰里朋友，一旦受到民族仇恨的蠱惑，突然反目若不相識，對朋友大開殺戒，仿佛變成了另一個人。變成獸性十足的“暴民”。

為什麽廣大讀者對“暴民”一詞感到陌生和不習慣呢？因為近幾十年來理論界談到“民”都得用褒義詞，把“暴”與“民”聯系起來，在評論家看來是不可想象的。似乎說“暴君”“暴官”還可以理解，而人民的一切暴力活動都是合理的。這與抽象的“人民”崇拜有關。“人民”只是個抽象的概念，可是其崇高的地位卻無以復加。張三李四、王五趙六，誰都是“人民”，誰也都有可能不是。提到“人民”只能與正面意義的東西相聯系，否則誰都有可能代表“人民”大興問罪之師，實際上“人民”只是一些人用來敲打別人的一根棍子。中國的知識界也犯了名詞崇拜癥，不管你談的是什麽問題，“民”就不許有負面的東西，當馬寅初先生在五十年代，談到中國人口應該壓縮數量，提高質量時，馬上就有人義憤填膺，說他誣蔑中國人民，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推翻“三座大山”是質量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