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提出《遊民文學與遊民文化之關系》的課題，得到中華社會科學基金的資助。一些朋友與同行覺得這是個新問題，實際上我在1994年曾發表《論〈水滸傳〉的主導意識——遊民意識》，便是這個課題研究的一部分；1990年我在香港中華書局出版了《中國流民》（原名為《遊民的理想與現實》被編輯誤改），此書便是這個課題最初的、極不成熟的論述。

早在“五四”時期，杜亞泉先生就關注過遊民與遊民文化的問題。王元化先生在其《思辨隨筆》的《遊民與遊民文化》條中說：“杜亞泉在《中國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會革命不發生的原因》（1919）一文中，將中國歷史劃分為三個時期，以大量的篇幅談到遊民與遊民文化問題。他說遊民是過剩的勞動階級，即沒有勞動地位或僅作不正規的勞動。其成分包括有兵、地棍、流氓、盜賊、乞丐等。遊民階級在我國社會中力量最大，他們有時與過剩的知識階級中的一部分結合，對抗貴族階級勢力。……遊民和知識階級結合，就產生了遊民文化。這種文化以尚遊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計，嫉惡官吏，仇視富豪為其特色。”杜氏還認為知識階級缺乏獨立思想，達則與貴族同化，窮則與遊民為伍。雖然我們不一定完全同意杜亞泉先生的意見，但他是較早提出遊民文化的學者，其中一些論點對我也有所啟發。

中國古代社會是由垂直的等級序列構成的宗法社會，其基礎是由士農工商四民組成的。他們的身分與職業是世代相傳的，又有大體不變的固定居止。也就是說四民、特別是農民，像樹一樣被栽種在他所在的土地上。他們的職緣（因職業需要而發生關系的人們）關系、地緣（因居住而發生關系的人們）關系、親緣關系都在他們居住的地方，如果沒有重大的變故，他們會世世代代在那里居住下去的。在《國語•齊語》管子對齊桓公說士農工商是各有所處的，不能混淆。這段話是談春秋以前的情況，又不免帶有理想性質。現實社會中，不可能那樣齊整劃一，但是它所反映的士農工商職業的世襲性、及其居處的固定化情況是符合實際的。這種社會的組織結構也便於統治。因為人們的生活和思想都被納入固定的模式之中，很少出現程序外的情況，從而增大了社會控制的有效性。這“四民”又稱石民，反映了統治階級的願望，他們希望這種既定的社會結構堅如磐石，萬古不變。當然，這是不可能的。由於人口的增加，社會運動與震蕩時時把“石民”中的一部分拋出社會正常秩序的軌道之外，成為脫序的人們，在城鎮發達以前，脫序的個體或小團體很難長期存在。只有當社會發生大的動蕩時（如大動亂、大災荒），大量脫序的人們匯聚成為流民，在“渠帥”或“渠魁”的帶領下就食於豐饒地區，他們沖出現存社會秩序，有的甚至建立了流民政權。東漢末年的漢中張魯政權、西晉末年巴氐李特兄弟及其子李雄在成都所建立的大成皆是流民政權。我所研究討論的不是流民問題，而是主要活動於城鎮之間脫序的人們，這就是本課題所要探討的城鎮遊民。城鎮遊民群體的形成主要在宋代和宋代以後。

宋代由於城市的發展、商業的繁榮與城市格局的變化（從唐代的城坊制變為街巷制），其容納外來流動人口能力增強，宋代又是國土幅員日益縮小、而人口激增的時代（人口最多時超過了一億），土地兼並的劇烈、社會震蕩的頻繁，這一切都為城鎮遊民群體的形成創造了條件。最關鍵的還是中國古代城市沒有能夠向資本主義演進，周期性的社會震蕩，是作為個體的遊民旋生旋滅、而遊民階層的不斷擴大與遊民文化影響日益加深的根本原因。那麽這些流入城鎮的人們是不是變成了市民了呢？如果就其居住生活的地點來說，他們是城市居民，可以稱為“市民”，但他們決不是作為近代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前驅的“市民”。這是由中國古代城市的封建主義性質所決定的。古代的中國城市是由封建主建造的、是封建統治者的政治中心和軍事據點，他們利用這些保護自己的安全與實行對農村的統治。城市之中雖然也有工商業，但主要是為了滿足封建統治高消費服務的。這些都與歐洲的中世紀情況大不一樣。歐洲封建主是住在農村的莊園堡壘中，而城市是由工商業者發展起來的，它受治於封建統治者，城鄉是對立的。城市的工商業主要是為了貿易而生產，後來許多城市逐漸擺脫了封建統治，向著資本主義發展。這種城市中的市民才是近代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前驅。而宋代以後工商業繁榮的城市中市民的上層接近封建統治者，他們時有可能加入官僚階層，或者返鄉買地做地主；而下層除了少數行險僥幸、發跡變泰以外，大多數是遊蕩無歸、在社會上沒有一個固定的位置。宋代十萬人口以上的城市至少有四十多個，北宋、南宋都城的繁榮給大量的遊民提供了覓食之所，有許多遊民生活在其中，以致北宋時的思想家李覯寫了《驅遊民說》（李所理解的遊民與我所定義的遊民不完全相同），提出把這些脫離了土地的人們再趕回到土地上去。《東京夢華錄》、《夢梁錄》記錄了北宋都城汴京與南宋都城杭州勞務市場的情況。在那里出賣勞動力與技藝的大多是脫離了土地和宗族制約、無依無靠的遊民，他們在覓求工作的過程中還要受到“行老”（即“行頭”，某一行業的頭人）的剝削。遊民除了在城市里打短工、做些暫時工作外，在官僚貴族家內做傭人也是他們的一個出路。和宋代以前官僚貴族家的傭人專用家庭奴隸不同，宋代傭人大多是從無業遊民中雇用的。《夢梁錄》中例舉了門子、押番（親隨）、廚子、火頭、直香燈道人（管理家廟者）、園丁，乃至歌童舞女、廚娘、針線供過（做針線活的女工）、粗細婢女等等，皆可雇用。雇主與被雇者寫有契約，上面注明期限、工資等項。這些都為遊民謀生開辟了較為寬闊的途徑。被雇者比家庭奴隸有了較多的權利，然而，沒有奴隸與家主間始終的穩定感。大城市中的一些遊民還靠不正當的手段牟取利益。這些脫離了社會常規的人們自然也很少受到當時社會公認道德的約束。由於他們見多識廣，富於閱歷，坑蒙拐騙，種種欺詐之術用得得心應手。這南宋周密的《武林舊事》、莊綽的《雞肋編》中有詳細的記載。有的就靠“耍胳膊根兒”吃飯（即靠個人強力榨取他人錢財，如《水滸傳》中的李逵、張順等），其他如土匪、強盜、乞丐、娼妓、地痞等等更是遊民中渣滓，讀《水滸傳》常常會遇到這種人物，如過街鼠張三、青草蛇李四、沒毛大蟲牛二等。即使一百零八將中也有這等角色。他們危害社會，為老實的平民百姓之所疾。然而，他們也往往以其強橫、機智，敢於對抗官府而受到輾轉於生死線上的遊民的羨慕。

宋代以前由於得書的艱難，社會成員的受教育面很小。到了宋代由於印刷業的產生與發展、書籍易得，隨之而來的是教育面日益擴大、人們的文化修養相對提高。古代的讀書人出路十分狹隘，除了出仕做官外，只有擔任官員的幕僚，做醫生、教師等有數的幾件事好做，但這些都不被視為正途。宋代讀書的人數激增，南宋時光是麋集在都城杭州太學中的太學生一度曾達到十萬人之多。這遠非當時的官場所能容納。有錢的可以高臥隱居，有背景的可以奔走豪門，做幕僚清客。一些文化水平不太高的，絕了做官之望，又沒有固定的家業，不能高臥歸隱，只能流浪於江湖，從事不正當、或為當時社會所不屑的職業，如做遊醫，書會才人，做江湖藝人說書唱曲，或為他們演戲打本子等。其他如遊方僧道、遊食四方沒有固定職業的下層文士，皆屬於遊民知識分子之列。平常為了獲得衣食飽暖，他們不惜犧牲自尊；一旦天下大亂，他們便是吳用、宋獻策者流，成為造反者的謀士。這是一批有文化的流浪漢，後世所說的“江湖人”就是以他們為中堅的。我稱這些人為“遊民知識分子”。他們與遊民有大致相同的社會地位，在生活來源的不穩定性上也與遊民相近，因此，在思想意識和群體性格上與遊民大體相同。與遊民不同的是，他們略有文化，故稱之為遊民知識分子。他們是遊民思想情緒的表現者與反映者。我們認為遊民文化是廣大遊民與遊民知識分子共同創造的。

脫離了正常社會軌道的遊民比那些正常的“石民”往往有更為紛繁復雜的生活經歷、有更為曲折艱辛的生活道路，甚至，他們有屬於自己一夥的社會。因而他們便有了自己的思想意識與價值取向，雖然這還不能完全脫離封建文化體系，甚至比封建社會的主流文化顯得更缺少理性、更沒有是非觀念、更野蠻黑暗；然而，它也確實有其獨特的一面。遊民們在創造自己的文化，這種文化在古代社會中是有別於正統文化的。

遊民文化集中表現在其獨特的思想意識上。遊民與匍伏在角色規定下的“四民”不同，他們脫離了社會秩序、失去了角色位置（許多遊民無妻無子）。他們是沒有根基、隨著時勢浮沈遊蕩的一群，暫時獲得的謀生的手段極不穩定，生活堪虞，前途渺茫，所以他們有一種不安全感和焦灼感。這決定了他們對於現存社會秩序的反叛性，從總體上說他們是反社會的，而且，時時都有可能引發出破壞一切的能量。他們又很少文化教養，因此也就沒有文飾的習慣。一些在士大夫、甚至普通人都要掩飾的心態、性格、觀念，在遊民看來則毫無必要。因此遊民意識中往往赤裸裸地表現出中國傳統文化的陰暗面。它必然與社會正統的風俗習慣、正統思想輿論形成劇烈的沖突，為封建統治階級所不容。遊民又一無所有，為求生存，他們富於進擊精神。這一點與大多數國民退縮保守的性格不同。他們是我國傳統社會中最具有政治主動性的一夥，敢於索取屬於他們甚至是不屬於他們的東西。特別是在社會動亂或改朝換代之際，他們是“敢於為天下先”的，並常常在世事的變化中獲得最大的利益。五代以後在改朝換代的過程中，除了元朝與清朝的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外，其他時期皆有大量的遊民投入了生死格斗，並從中獲取了最大的利益。因為沒有物質和各種關系作為依靠，要改善自己的地位、甚至要生存，都要和與自己有相似命運的人們模仿宗法制度結成各種各樣的團體（從簡單的結拜兄弟到秘密會社）。由於苦難與生活的壓迫，他們的感情麻木了，視野蠻殘暴如平常。如《水滸傳》中的武松殺嫂、血濺鴛鴦樓；李逵鬧江州，宋江殺黃文炳等等皆寫得細膩生動。這些描寫不僅現代讀者不能接受，而且也不會為封建時代主流輿論所首肯。

遊民知識分子更從中國古代思想資料中吸取許多對他們來說有用的東西。一個民族（特別具有古老文明傳統的民族）早期思想資料會成為這個民族文明、文化發展的基因，不管此後其經濟與社會背景發生了多麽大的變化，其文化機體如何成熟，還是要表現與其他文化不同的面貌，這就是基因在起作用。中國也是這樣。除了儒家、道家、法家一些思想主張構成中國文明發展的主流外，遊士縱橫家們的無是非觀、縱橫捭闔的陰謀詭道也為離經叛道的士大夫和遊民知識分子所取資。它與遊民從自己的地位和經歷所生發的思想情緒結合在一起形成了遊民意識。遊民在人格理想上崇拜遊俠；在人際關系上注重小圈子、重視幫派的利益；在道德上他們推崇義與義氣；在處理事務和斗爭中看重目的，不講究手段，只講敵我，不講是非。這些在遊民知識分子的歷史的作為上與文藝創作中皆有所反映。

我們現在研究遊民問題，目的不單純在於揭示自宋代以來的城市之中存在一個遊民階層和他們有著獨特的思想意識、群體性格以及這個群體中的知識分子參與了通俗文藝作品的創作；而且，在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由於農村與城市剩余勞動力的增多以及社會控制的相對弱化，遊民的數量也陡然增加。這些人們是社會中不穩定的因素、是犯罪率最高的社會群體（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曾做過這方面的統計）。因此，考察遊民的群體性格及其思想意識並尋求恰切的對策，還是有著現實意義的。（愛思想網站 2015-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