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說“背叛”

 過去一個時期里評論“農民起義”歷史論著里，經常用的一個概念就是“背叛”。一個社會下層人士，想通過造反謀求生路，半路被官府招安，於是，歷史學家往往稱這位造反領袖成了“叛徒”，他“背叛”了農民起義；如果他造反成功了，從社會下層、或竟從社會最底層的遊民一躍而成為帝王，如果按照上述的批判招安的邏輯，這應該是革命到底了吧？不，這也不被歷史學家們稱許。把這些小人物最終登上皇帝的寶座說成是他們竊取了農民起義的勝利果實、最終“背叛”了農民起義。例如，吳晗在評價從遊民登上皇位的朱元璋時就是力主此說的（見《朱元璋傳》），許多明史研究者讚成和支持吳晗的意見，只是他們的論據與描述朱元璋的“背叛”的過程與時間與吳晗略有差異。吳氏還提出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發表的討伐張士誠的檄文和宣諭徐州吏民的公告是他從革命的農民“轉變”為地主階級領袖的重要標志。他說：

 這兩篇文告公開、正式宣告了朱元璋對彌勒教、對紅軍的斥責、背叛，否認了自己和全軍過去對彌勒教的信奉，脫去宗教迷信的外衣，進一步宣稱進軍的任務是為了伐罪救民，是為了使民庶各安於田里，使百姓永保鄉里，公開地取消了階級斗爭的內容，公開地聲明他對於農民起義的背叛，明確維護舊的封建地主階級秩序，保證給官僚、地主、庶民以和平安定的生活，這是朱元璋一生中劃時代的轉變，從農民起義的領袖轉變為地主階級的領袖。

（《朱元璋傳•第三章•取東吳》）

這是一段在今天看來很怪的論調。為什麼不信奉彌勒教（按照現今的時髦說法是“邪教”），“脫去宗教迷信的外衣”，宣稱“伐罪救民”、讓人們“各安於田里，使百姓永保鄉里”就是“取消了階級斗爭”，就是背叛農民起義？難道“農民起義”的目的就是永無休止地“階級斗爭”下去？難道彌勒教就是代表農民利益的意識形態？難道彌勒教是救世福音、能夠給農民帶來現世的幸福？難道農民不向往和平安定的太平生活？這些本於常情、人人皆知的平實道理，而在那“階級斗爭”就是目的、斗爭就是一切的畸形的年代里，一切都被扭曲了，不只挑動今人斗，而且強迫古人也要斗，誰想過一天安定生活，誰就是追求活命，同情老百姓這種追求的的意見就是“活命哲學”，力圖使社會安定下來的人們就是“叛徒”！理論違背常情至此，這真是古今中外不多見的。此時只有裝出極“左”的兇惡面孔，展示自己的“鋸齒獠牙”才能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

這是多麼可悲！走筆至此，我對吳晗先生的同情遠大於對他的責備的。作者之所以這樣寫顯然有迎和時風的意思（當然，即使如此，作者也沒有逃脫了被迫害而死的結局）。

吳晗先生這種觀點在歷史界有廣泛的影響。直到1980年所發表的《論朱元璋的蛻變》（作者陳梧桐，見《明清人物論集》），還把至正十五年朱元璋攻占太平後“揭榜禁剽掠。有卒違令，斬以徇，軍中肅然”（《明史•太祖本紀第一》）的嚴肅軍紀的行為視為“保護地主生命財產”，從而“受到地主富豪的歡迎”。自然這也是“背叛”論的根據之一。至於朱元璋在北伐時提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當然這更是“突出蒙漢的種族、文化差異以掩蓋民族壓迫的階級壓迫實質”，“徹底閹割反元的階級斗爭內容”（所引皆見《論朱元璋的蛻變》）。這些意見實際上是很難接受一般的常情常理檢驗，例如建立正常的社會秩序從來都不是某一個社會集團得益，而是當時社會中絕大多數願意過正常生活的人們都得益，怎麼就只受“地主富豪的歡迎”呢？難道兩手空空的人們就希望兵來之後亂殺亂槍亂燒嗎？至於兩手空空的人們怎麼生存那是需要其它政策解決的問題，例如無主土地誰種則收入歸誰所有等。至於對“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口號的批判更是荒唐，朱元璋要向誰奪權？不是“地主富豪”，他們手中也沒有什麼權。那些漢人和南人中的“地主富豪”也受著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壓迫。朱元璋要從蒙古統治者的手中奪權，自然要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口號。

近幾十年來，一些學者運用所謂的“階級分析”法和“農民的階級斗爭是歷史發展的動力”說來評論和解讀歷史，上述這些論點都帶著時代的烙印。作者今日也未必仍持此觀點，然而，在這里再次提出這些問題，意在對流行了幾十年的關於“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基本觀點做些討論還是不無意義的。

過去為史學界所認定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之中是有大量遊民參與的，許多為論者所稱道的“農民領袖”就是遊民。我們不同意那些流行的意見，就在於這些論者把所謂的“農民起義”“農民戰爭”理想化了。他們無限誇大“農民戰爭”的意義，把這些往往是為了求生存、向往“變泰發跡”的、帶有很大盲目色彩、從而大多成了改朝換代工具武裝暴動與近代有著明確理想目標的政治解放運動和社會解放運動等同起來，賦予了這些戰爭並不具備的功能。

第一，封建社會之中以遊民為中堅的農民造反運動是缺少理性自覺的，更沒有先進意識形態的支持。最初的造反者們（除了極個別的“不逞之徒”外，如世襲的職業秘密傳教者）大多是以求生圖存為目的的，他們的活動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大多數連是否推翻現存朝代這一大目標都不甚明確。他們實行政策、策略也因時、因人、因地而異，往往是翻雲復雨，如明末的張獻忠在“降”與“反”之間變來變去。他們的變化反映了在求生存過程中的種種努力。因為所謂“農民起義”不是什麼具有理性目標的運動，所以談不到什麼“背叛”“不背叛”。因為人們不可能背叛本來不存在的目標。

 第二，當造反隊伍的力量日益壯大，能夠吸引遊民知識分子（有的以遊民為中堅的造反活動，一開始就有遊民知識分子參加或策劃），甚至有了主流社會的士大夫加盟入夥，他們成為造反軍的“謀主”。這時造反者便逐漸向奪取最高政治權力目標努力，在這些“謀主”的指導下必然會產生一系列反映大多數人願望的政策，以迎和大多數人需要，這是他們取得勝利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