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讀宋代筆記《澠水燕談錄》《涑水記聞》，兩書中都記錄了一個故事說：王安石當政時士大夫們愛談“水利”（新法條文中就有“農田水利法”）。有個文士向王安石獻策說，如果把梁山泊水抽干，可得良田八百里。在座的一人問，梁山泊的水怎麽辦呢？好開玩笑的劉攽在一旁說：在梁山泊的旁邊再挖一個八百里的水池蓄水就可以了。

 那時，我認為這個故事是反對新法的守舊派對熙寧變法的刻毒的諷刺。如果說新法中的“保甲法”“青苗法”“首實法”等對老百姓有些騷擾的話，還好理解；像“農田水利法”這種只是以整治溝洫堤堰、確保農田豐收為目的純技術性的條法，它沒有什麽傾向性，只會增加抗災能力、提高產量，給所有人帶來福利、不會給任何人帶來損害。守舊派反對它，純粹是“黨同伐異”，感慨宋代士大夫只知有黨，不知有國！可是隨著年齡增長、閱歷漸多，特別是經歷了“文化大革命”，我們看慣了許多借大義的美名，推行所謂“利國福民”的“好事”，以行利己擾民之實，才感到事情哪有我當初想得那麽簡單。政治家自上而下大力推行的“好事”，對老百姓來說未必都是福音！許多還是要看效果的。

 當代與宋代農田水利法相似的“好事”，我們能舉出好多來。如二十多年前舉國“學大寨”，造大寨田，即使平坦如砥的沃野也要“改造”成為上下有序的梯形“大寨田”。又如“圍海造田”“圍湖造田”也是費力極大而收獲極小的，而且現在看來許多工程是破壞了生態平衡、影響了水產業的發展，是得不償失的，只是給那時的主持者帶來了出名和加官晉爵的機會罷了。現在許多地方搞所謂“政績工程”，大搞樓堂館所，高速公路，表面上紅紅火火，很是好看，實際上與老百姓關系不大，而工程費用卻要農民來買單，使老百姓叫苦不叠。這是中國官場的一種通病，二十世紀如此，在十三世紀的宋代也概莫能外。

 最近讀了一本社會學家曹錦清寫的農村的調查報告《黃河邊上的中國》，又使我大開眼界的是作者對“政績工程”的更深一步剖析。現在做官和升官主要依據是“政績”，而政績主要是指該官所管轄地區或單位的經濟生產發展狀況。應該說這是件好事，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國力畢竟比你揪過來、我斗過去好（那時是以整人多少為政績的）。可是一旦它成了競爭的標尺，甚至與升官提職聯系起來，其不顧百姓實際利益馬上就突顯出來。在曹氏的書多處寫到河南的許多縣市的領導一上任都要大搞看得見、摸得著的“政績工程”，其中首選項目就是拓街開路、起樓架橋，因為領導一來這是最能入目的。書中還談到一個鄉鎮“城鄉一體化建設的基本思路與規劃”，包括五大部分，許多都是基建工程如：自來水工程、電力開發、道路建設、通訊設施的建設、賓館建設、幼兒園與公共廁所的建設，還要搞什麽文化科技小區、商貿小區、工業小區、農貿小區、旅遊小區等等，要完成這些最少也要三千多萬元，而鎮財政年收入才200余萬元，對當地來說這只是“吃飯財政”罷了。

說要引資，哪有那麽容易？因此要上馬，錢只能有兩個來源：一是找銀行借（無非是再給銀行增加些呆賬、壞賬罷了），一是向農民要，增加農民負擔，致使農民的稅費占其總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四十、甚至百分之五十以上。總收入的百分之五十是個什麽概念？抗日戰爭時，搞“二五減租”，農民租地主的土地，土地收獲，各得其半（土地稅一般是由地主交）。這只是拿走佃戶土地收入的一半，而不是總收入的一半。當然，地主拿走土地上收獲是滿足其個人需要，而今天從農民那里收取費用也不是都用於建設了，先不說吃吃喝喝的“招待費”（老百姓稱之為“腐敗錢”），就是鄉鎮一級大大小小人頭的俸祿也都要從老百姓身上出。即使不去細究這些錢的去向，但對於年收入只有兩三千元農民來說，“要錢、要糧”都是從他們的口里掏食，從他們的身上割肉。如果這些建設對經濟發展不起什麽作用的話（實踐證明，過去許多官辦的工程經濟效益是很差的），老百姓的錢像丟在水里一樣。那些“規劃”的制訂者們豪情滿懷地說要“發揚‘三敢’精神（注：三敢，即敢想，敢試，敢冒）。樹大目標，干大事業，做大貢獻……只要我們上下齊心協力，抓住機遇，大干快上，經過三年的努力，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必將是一個布局比較合理，功能比較齊全，環境優美，生態平衡的新型城鎮。”這種想法的確很吸引人，但對於我們卻不陌生，因為五八年的話比這漂亮多了。

 那時人們沈醉於“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由於風調雨順和偶然的豐產，人們頭腦發昏，向全國人民說了許多美麗的昏話，例如，擔心我們糧食多了怎麽辦？是不是考慮一下土地種三分之一就可以了，剩下的三分之二，其中的一半休耕，另一半種樹、種花、種草，把全國建設成為一個大花園。這話美則美矣，可惜的僅僅過了一年應該種樹、種花、種草的北海公園、頤和園種都滿了小麥玉米，深秋了還種一茬蕎麥。這是不是我們對造物主的戲弄，而造物對我們降下的懲罰？

縱觀古今中外人為的災難無非是兩大類，一是主持者就是只顧自己利益或自己小圈子的利益，不顧家國和廣大民眾，肆意妄為，禍國殃民，這可以說是壞事成災；另外一種就是我們上面說的好事成災。壞事成災，主持者處在不義的地位，心虛氣餒；反對者則正氣在胸，正義在手，他們無論發言還是行事，都是堂堂正正，底氣十足，所向披靡。可是對“好事成災”就不這麽簡單了。

 細想一下，人為的巨大災難，往往與大規模的社會改造有關。有志於社會改造的人們，哪一個不抱著崇高目的呢？就拿為人們所熟知的紅色高棉的領袖波爾布特來說吧，他出身於貧苦之家，少年時就看到社會的不平，而有志於改造社會，把高棉人民引向幸福的天堂。青年留學法國，參加革命黨，後來回國從事革命活動，投入叢林打遊擊，奪取政權，建立人間天堂。然而，最終他是把高棉人引入了萬劫不復的地獄，導致一二百萬人死亡，使柬埔寨人口減少了四分之一。波爾布特成為少有的人間惡魔。可是就這樣的惡魔當他在台上時，生活儉樸，工作勤奮，一心一意帶領柬埔寨人民實現社會改造，推動社會進步。這時不少人被他迷惑，似乎他在努力推動“革命”，大搞“社會主義”，實現“社會平等”。1977年我看過一個介紹柬埔寨革命成就的影片（帶有歌頌性質）——名為中國新聞代表團訪問民主柬埔寨。這個影片拍攝首都金邊，金邊大街上空空蕩蕩（居民都轟到鄉下接受改造），只有稀稀落落卡車在行馳，大約只是軍事部門或政府部門的車輛。全國到處一片黑（黑色服裝是革命服），即使是青年男女也是通身黑色打扮，沒有色彩、沒有歌聲、沒有笑臉，只有“革命”在回旋泛濫。一個不到十歲的小“革命戰士”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影片中介紹說，他本是叢林中的革命戰士，革命勝利後，他又投入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之中。這個小孩站在車床前在車一個零件，他個子很矮，彀不著機器，為了工作，腳下還墊一個肥皂箱子。看著這個孩子吃力的樣子，我感到不是“革命”的崇高，而是被摧殘的悲哀。一個應該上學的孩子，做著與他年齡不相稱的事情，不管用什麽名義，都是犯罪。可是當這種摧殘都是打著崇高革命幌子的時候，不是有點大無畏精神的人們，誰敢說三道四呢？“好事”往往更能把無辜而向往幸福的人們推向災難！

 我想自古以來“好事成災”或者打著“好事”幌子所造成的災難，在人為的災難中占了絕大多數。當人們在消受災難之前大都有個美好的幻想，對未來寄托著希望，毫無承受災難的的物質和心理準備時，那麽這個災難使他們手足無措、給他們的感受尤為痛切。因此，當老百姓還沒有權力，當他們還不能決定官員的去留升降；當掌握著公共權力的官員們，處理公共事務、進行公共建設不必請“主人”同意，甚至其目中根本沒有“主人”時，這時人們更要加倍地警惕官員們所做的“好事”，因為一旦“好事”推行，災難絕難避免，“主人”除了忍受之外，別無其他選擇。（愛思想網站 2015-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