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23年，俞平伯先生的《重印〈浮生六記〉序》就對中國的自傳問題有過一番解說：

記敘體的文章在中國舊文苑裏，可真不少，然而竟難找一篇完美的自敘傳。中國的所謂文人，不但沒有健全的歷史觀念，而且也沒有深厚的歷史興趣。他們的腦神經上，似乎憑了幾個荒謬的印象（如偏正、大小等），結成一個名分的謬念。這個謬念，無所不在，無所不包，無所不流傳，結果便害苦了中國人，非特文學美術受其害，及歷史亦然。他們先把一切的事情分成兩族，一正一偏，一大一小……這是“正名”。然後甄別一下，與正大為緣的是載道之文，名山之業；否則便是逞偏才，入小道，當與倡優同畜了。這是“定分”。

申言之，他們實於文史無所知，只是推闡先入的倫理謬見以去牢籠一切，這當然有損於文史的根芽，這當然不容易發生自傳的文學。”（《浮生六記（外三種）》，長江文藝出版社二00六年版，215～216頁）

往遠處說，還是中國的思想傳統有問題；從近處看，國人對待道德的態度及方式罪莫大焉。道德觀念人人都有，不像西方人能對道德進行理性的討論，我們一貫認為自己的價值立場就是真理，慣於用自己的價值觀裁定他者。換句話說，我們總是把自己當作上帝的化身。他不符合我者受攻擊，我不符合他者就要隱藏。於是我們不敢袒露不合社會道德的事情，敘述自己的時候自覺不自覺地屏蔽那些危險，或者幹脆以他者、以集體事務取代自己，所謂自傳不是發現自己，成為自己，而是美化自己。例外的情況則寥寥無幾。沈覆的《浮生六記》自述一個平常寒士的現實人生，沒有了傳統書生之意氣、腐氣，才能“得這一個真性情的閑人”。瞿秋白的《多余的話》大膽展示內心的“勉強”，不諱“歷史的誤會”和人生的“滑稽劇”，才有了“小資產階級知識者的自我分析”。韋君宜的《思痛錄》雖然是言說集體，倒也審視了自己個人“無法坦然”的“革命”經歷。只是這些少之又少的“真性情”話語，不過是陰沈的天空裏偶然滲漏的一抹霞光，而且為大眾接受的過程還頗不順利。《浮生六記》在進入現代文人的視野之前已經寂寥百年，而且最後兩記也湮沒不傳；《多余的話》先是有人懷疑作者的真偽，後來作者更是受其累成為“叛徒”，骨灰受刑；《思痛錄》在1990年代也經歷了要求更名、拖延及刪節出版等多種周折。嗚呼，直面一個內心的世界對於我們真是無比艱難！

泯滅了個性意識的伸張，只能按規定的道德敘事，自傳也就不是自傳了。問題是我們並非沒有內心。如果它只能藏在私下裏活動，不能走進陽光之下，那麼必然會失去被討論、被監督的可能，從而為那些自行其是打開方便之門，使得那些自我認同輕盈地扶搖直上。文化中也誠然形成了一種潛規則：有的東西是只說不做；有的東西是只做不說。以致魯迅原來就批評中國是個“瞞與騙”的社會。這些年一路走來，話語圈內更是形成了一種對事實的焦渴：說真話，我不相信，還原，去蔽，在場……這些反覆回旋的聲音，無不指向那團近乎化石的塊壘，徒然增加了我們生存的悲涼。古往今來，所有能夠舉起的投槍終究只是刺向無物之陣，喧囂的國度裏甚至以此作為應景的旗幟，大呼“太平”歡送著每一個槍手 “老衰，壽終”。英國作家伍爾芙評論蒙田的文章時曾說，成為自己是與靈魂的溝通，這意味著健康，意味著真實，意味著幸福。（《伍爾芙隨筆全集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59～68頁）可惜呢，我們不過是些無物之物勝利的虜獲品，很少能夠享受這些健康、真實、幸福，不僅在生活中，而且在寫作中。也許成為自己比起現實的收益根本不重要吧。（本文載於《粵海風》2012年第4期，編輯斧削之後已失其意，特此呈露原文）(愛思想網站 2013-1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