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心平氣和地想一想，“民”至是與“官”相對的一個群體，皇室、貴族、官僚以外都是“民”。一為群體，其中自然是形形色色，良莠不齊，因此，談到“民”可以與性質不同的形容詞相連接。良民、刁民、順民、莠民都是成立的，“民”中有英雄豪傑，當然更不乏疲軟分子，“暴民”只是眾多類型“民”中的一類，決非全體，更沒有藉此貶低“人民”之意，還請有不同意見者垂注。

 另外，探討問題要關注參與者的本意。我提出“暴民問題”，一是有感於現在通俗文化中具有暴力傾向的作品太多，武俠作品充斥於文化市場和與普通人關系至密的聲像作品之中。人們打開電視到處都是打打殺殺，許多人物都是“一言不合，拔刀相向”。這是不是在培植人們的“暴民意識”？另外，在社會轉型期間，矛盾叢生，如何理順這些，是各階層的人們都要考慮的。多年的社會教育和文化熏染使得許多青年認為只有暴力才能解決問題。我不否認歷史上暴力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身處今天更無權利否定過去人們的歷史選擇（當然，更不是責備），但是會不會有更好的方法解決社會矛盾、從而推動社會發展呢？這確實是關心社會進步的人們所應該思考的，當前人們對歷史上改良主義的研究、對非暴力文化的研究都屬於這一類。我想即使這些思考的結論不正確，也不等於這種思考毫無意義，理論研究本來是不應該有禁忌，實際上不僅過去，直到現在還存在著許多禁區和敏感問題。我想其根源在於把一些社會理論問題泛政治化。

 《史記•儒林列傳》記錄了一個道、儒兩派學者相爭論的故事，很有啟發性。孝景帝時道家黃生提出“湯、武非受命，乃弒也。”儒者轅固生不同意，他說：“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說“冠雖敝，比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搬出現實問題：“必若所雲，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景帝看接觸到現實的敏感問題，趕緊出來打圓場：“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於是，結束了這場論爭，此後再沒有學者談論和爭論這個問題。這使得原始儒家一個重要的觀點在漢代很少有人再談，更使得儒家關於“湯武革命”這一命題中更為精微的分析和論證則失傳。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把一個學術問題泛政治化了。我們今天談論暴民問題，不僅問題本身沈重，而且討論的環境和人們對這個問題的反映都不會很和諧、很輕松的。但我希望不要重蹈轅固生的復轍，把一個學術問題泛政治化。

 “暴民”的產生

 就人類的自然本性來說是具有“攻擊性”一面的，這已為歐美一些社會生物學家所證明，奧地利的社會生物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康羅•洛倫茲在《攻擊與人性》一書指出人是動物的一部分，其攻擊本能也是具有自發性的。美國的社會生物學的創始人之一的E•O•威爾遜曾說，從調查和實驗研究中可以看出，人的攻擊行為具有較顯著的遺傳特征，這就是說人類在處理矛盾時采取暴力行為、或說采取有暴力傾向的行為，這是有內在的生物學根據的。但他又在《論人的天性》一書中指出，與自然界萬類比較起來，人類絕不是最好暴力的動物，人類的暴力行為大多還是環境與文化的產物。洛倫茲從另一個角度指出，文明與理性是會大大削弱人類的攻擊性的，甚至他設想，在不久的將來人類的陶汰壓力將賦予我們後代一種新的能力，促使他們完成一種新的戒律，即愛全人類。

 雖然我們的古聖先賢換不懂得從試驗出發去考察人的本性，但是他們認識到文化環境對於人性的影響。孟子曾說：“父歲子弟多賴，兇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而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社會失序、天下大亂，人的生存受到了威脅，當求生存上升為第一問題時，暴力也就變成解決這個問題時的第一選擇。暴力替代了一切秩序，此時，不“暴”的人根本無法生存，大家都成了“暴民”。

 明太祖朱元璋曾經生動地描寫過元末大動亂的情景。他說，大亂一來，無論是“豪民”、還是“窘民”，都得裹入亂兵之中。他們“棄撇田園宅舍，失玩桑棗與榆槐，挈甲就軍，老幼盡行，隨軍營於野外，少壯不分多少，人各持刃趨兇，父子皆聽命矣。與官軍拒，朝出則父子兄弟同行，暮歸則四喪其三二者有之。所存眷屬眾多，遇寒朔風凜凜，密雪霏霏，飲食不節，老幼悲啼，思歸故里，不可得而歸。不半年，不周歲，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兒父母亦喪者有之，如此身家滅者甚多矣”。（朱元璋《大誥三編》，見《全明文》）在這種情況下，“良善者生不保朝暮”，想不為“暴民”而不可得。正是在這樣時代的氛圍里才會出現“不平人殺不平者，殺盡不平方太平”（《南村輟耕錄》）這樣激憤而極端的聲音。對於這樣時代的“暴民”，我們應該抱有“同情的理解”。

當然，歷史上的求生存奮斗中包含有一定的反壓迫、反剝削的內容，盡管不一定是行動者自覺意識到的。社會上是一片亂像，殺戮、搶掠成風，人們的行動帶有很大的盲目性。什麽叫“自己的利益”或“不屬於自己的利益”、什麽叫該殺或不該殺，哪有個認真的計算！老百姓朝不保夕，“喪亂死多門”，每天都面臨著死亡，真是苦不堪言。這是老百姓最害怕的時代：在拙作《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一書中，我稱之的為“暴民亂治”。因此，老百姓總結說：“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這是生活在太平時期的人們很難理解的。每一個社會大動亂時期都要死上數千萬人，總人口大量銳減，有時高達百分之五、六十。毛澤東有一次講話里說，用冷兵器，例如大刀梭鏢之類殺人未必比原子彈少！就是針對這種情況說的。

然而我們對社會與國家的倡導暴力、鼓勵“暴民”就感到難以理解。前蘇聯有位作家名叫達尼埃爾，寫了一篇近於荒誕派風格的小說，名為“《莫斯科廣播電台現在播音》。有一天，莫斯科廣播電台突然宣布說：“為滿足廣大勞動群眾的需求茲宣布1960年8月10日為公開屠殺日（蘇聯當局喜歡頒布各種名目的“日”，如“飛行員日”“教師日”“礦工日”等），這一天凡年滿十六歲以上的公民皆有任意屠殺其他公民的權利。命令將於莫斯科時間1960年8月19日(原文如此)淩晨６時生效至24時失效……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命令還有附加條款：十六歲以下少年、穿軍裝的人和民警局的工作人員不得屠殺。過了規定期限屠殺者則追究刑事責任。這條消息激起了許多人的殺人惡念。第一個聽到這個消息的托利亞本來是溫和善良的。他的情人卓婭約托利亞在“屠殺日”殺死她的丈夫帕夫利克，被他拒絕了，他想，你不愛他可以和他離婚嘛？干嘛非得殺死他呢？可是當情人走了，托利亞一個人坐在屋子里面也不禁浮想聯翩：那一天，殺死誰好呢？從他腦子里過的人有：上大學時，總給他不及格的老師、他所討厭的作家、還有那些“主宰人民命運肥頭大耳的人們”？最後還是心中善念戰勝了惡念：“他任何人都不想殺，決不想殺”！當他的朋友在一起讚美“8月10日這一天是我們黨的英明政策的結果”和街頭已經有了屠殺發生的時候，托利亞在呼籲：“公民們，不要互相屠殺，我們要愛他人。”這篇帶有寓言性質的小說，揭示了三十年代以來大清洗等政策給普通百姓心理的創傷，當政者挑動人們攻擊本能和人類內心的惡性，把老百姓變成“暴民”，最終會自食其果的。納粹、法西斯、日本的軍國主義都這樣干過。它們把善良的百姓塑造成為“暴民”，然後驅使他們為自己侵略政策服務（從日本老人東史郎的日記也可以看出這一點）。當然，小說只是個寓言，即使是極端專制制度下的“暴民”也不一定跑到街頭上去殺人，但在人們之間提倡仇恨，制造緊張氣氛，互相提防敵視、彼此虎視眈眈，如《紅樓夢》中探春所說的一個個像烏眼兒雞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為此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權力為使自己通行無阻，蓄意制造“暴民”，這必然惡化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毒化了社會氛圍，為專權制造條件，至於這會給社會的全體成員帶來什麽樣的精神和物質的損失是它在所不計的。

 “暴民”的迅速培養往往都要通過所謂的“群眾運動”，並借助它以張揚。“暴民”也可借群眾哄起，充分展示自己殘暴（他們或她們都把這種殘暴當作自己人生的輝煌）。“文革”當中，第一個打死教師的是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學生們，動手的都是十七八歲的女學生。如果沒有所謂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作背景、沒有“群眾”一起動手，我想讓哪個女孩子單獨上陣，都不會有這個膽量。這是有心理根據的。十九世紀末法國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在他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一書中指出：當人們匯成群體，他作為個體所具有的品行和理智消失得無影無蹤，無論智力高低，在群體中很少起作用了，大家所具備的只是群體特征了。勒龐認為，群體只知道簡單而極端的感情。他們往往受到一種簡單化的理念的控制、並用專橫的手段推行它。群體不能接受討論和質疑，更不能批評，在群情激奮時，往往會喪失理性，此時暴力是他們特別愛使用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