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科學論壇》上讀到蕭功秦先生的《特立獨行：我們缺少的人生態度》，十分高興，很長時間以來，這是一個不被人關注的話題，很少有人涉及，其原因在我們這代人看來是眾所周知的：毛澤東在他的名文《別了，司徒雷登》中批評韓愈的《伯夷頌》中頌揚的“特立獨行”，把它視為“民主個人主義”，是知識分子右翼所堅持的錯誤思想，因而應予批判。

毛澤東所建立的新社會中又強調群體的“統一”“一律”，獨來獨往之人（林彪垮台後，其所書寫的條幅“天馬行空，獨來獨往”都是他的罪狀）都要受到群體的嫉視和排斥，被認為是個人主義，他們往往沒有好下場。1957年反右之後進行社會主義教育，批判“個人主義”，說“個人主義”是萬惡之源，許多有個性的青年學生、獨來獨往的知識分子受到了沖擊。“特立獨行”比“有個性”“獨來獨往”更高著一檔，人們聞之而色變，避之唯恐不及，誰還敢冒天下大不韙談論它，蕭功秦先生的這篇文章真可以說是空谷足音了。

近年，我開的課中有“韓愈文”，最近剛給學生講完《伯夷頌》，並就士人的“特立獨行”談了些自己的意見。此時看到蕭先生的文章，很是興奮，但又感到與蕭先生的觀點有些差別，故寫此文，向關心這個問題的讀者求教。

什麽是“特立獨行”？這個詞好像很好理解，所以蕭先生在文章中沒有闡釋它。我們從該文的“作者題記”中可以看到，他是把它理解為“對人生的浪漫主義態度”的，對此我微有異議。當前，的確人們對生活持現實主義態度的多了起來，取“浪漫主義”生活態度的，鳳毛麟角，因而，顯得十分搶眼、獨特。可是在五、六十年代里，大陸一些青年，或不很年輕、但頗有些青年氣息的人們也一度很浪漫呢！五八年的詩畫滿墻，全國煉鋼，“衛星上天”，六六年的“造反有理”，“革命串連”，這些活動的倡導者和參與者不能說沒有一點“浪漫主義”吧！哪個“現實主義者”肯放著好日子不過，把天下搞得大亂，然後再“天下大治”？這不僅要些浪漫主義精神，而且還要有點浪漫主義的幻想。當時倡導者振臂一呼，天下雲合而景從，如百川赴海，這些數億人參加的活動，在世界範圍來看確實獨特，但在中國卻是潮流，如果不這樣，倒是有點“特立獨行”。與此相反，當時法國、美國的“紅衛兵”在他們的國內搞造反活動，確是有點特立獨行精神的。

“特立獨行”從字面上看是指獨特的思考方式和獨特行為方式，而且我行我素，不考慮外部的評價，這樣的言行足以使庸眾目瞪口呆，用五六十年代的老話來說，似可用“反潮流”三字概括。不過這三個字讓造反派弄臟了、搞臭了，至今很少有人愛用。唐代韓愈在《伯夷頌》中說，“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他還說平常人，“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就很少了；“一國一州非之”還能力行的，天下一人而已；“舉世非之”還能堅持的，千百年來能出一人就不錯了；至於伯夷則是“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只是朝著自己人準的道路行走，一條道走到黑！這才是古人心目中的“特立獨行”。可見特立獨行有不顧實際利益、耽於自己理想或精神生活的一面；但更重要的還是不同流俗和反抗流俗的一面。

“特立獨行”這個詞很早就出現了。《禮記》的《儒行》通篇是談儒生修養的，在談到儒者對觀點相同的人和觀點相異的態度時說：“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這是最早出現的“特立獨行”。這里所說的“特立獨行”除了不混同世俗以外，還帶有不黨同伐異之意。不與意見相同者結黨，也不排抵意見不同者。如果能夠做到這些，那真是獨立與寬容並存。實際上“異弗非”這一點尤難做到。

歷史上稱得上思想家的，大概都得有些特立獨行的精神，沒有人云亦云的思想家，因此即使堅決要剝奪他人和廣大民眾特立獨行精神的法家代表人物如商鞅、韓非等人，他們雖然嫉視“特立獨行”，但他們的言行都是有點特立獨行精神的。例如商鞅變法中“不法其故”，“不循其禮”的做法、韓非著作中的那種憤世嫉俗的精神都是與當時的官場、世俗大相悖謬的。他們的獨特性也為當時芸芸眾生所嫉恨。

 道家強調和光同塵，與世無爭，無為而無不為，好像是要混同於蕓蕓眾生之中，《莊子•德充府》中也塑造的一些肢體殘缺、社會地位卑微的人物，仿佛就是眾生中的一分子（而且是比一般民眾還要卑微一些），可是他們所表現出的特異精神，簡直是高不可攀的，世間好女爭為之作妾。西漢中葉以後，儒家取得了獨尊的地位，信仰道家思想的士人，與社會主流力量疏離，甚至不與統治者合作，成為特立獨行的人物，為世俗所矚目。

儒家自不必說，蕭功秦文中已提到，孔子就是具有特立獨行精神的學者。的確，孔子是較早地發現了個人獨立性價值的思想家。他曾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尊重個人意志。可是這種意識不能被統治者所接受。孔子是個嫻熟政治技巧和人生的藝術的思想家，但是他還是不能為當時的主流社會所接納，做魯司寇也僅三個月，其大部分時間是在野。孔子不能用於世的原因就在於他的政治主張、思想意識、為人作風不能被統治者認同，這些實質的東西不是技巧和作風可以替代的。原始儒家中的重要的思想家，如孔子的弟子子夏、顏回、子路、子貢、後起的孟子、荀子幾乎都是不能為當時統治者和流俗所接受的人物。

佛教傳入中國後，歷代皆不乏大師和高僧，其個性鮮明者比比皆是。初到中國傳法者鳩摩羅什、達摩，開宗立派者玄奘、惠能、馬祖道一哪個不是特立獨行之士？他們的行為言論也往往驚擾庸耳俗目。

很奇怪，為什麽古聖先賢、開宗立派的人物中“特立獨行”者比比皆是，而廣大人群中（包括知識分子）“特立獨行”者又寥寥無幾呢？我以為傳統中有缺少寬容、不能容忍獨立思考的傾向，而獨立思考是“特立獨行”的思想基礎。古聖先賢、開宗立派的大師往往都是不見容於時的。“聖”“賢”之類的封謚大多是後代人所為，此時他們已經變得於時無害而有益了。這些曾經被社會禁錮的聖賢，也是國人的一分子，國人的傳統在他們身上也有或多或少的表現。他們為了實現自己的主張是“特立獨行”的，但對他人的“特立獨行”是不支持的，有時還會反對，因為他們都會這樣認為，他們掌握著真理，把握著世界上最美好的東西，他們要捍衛真理，遏制謬誤，不能寬容。例如古代思想家最有寬容精神的孔子，他在創立自己學派的時候，不是也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嗎？對於思想活躍、有點不同想法的樊遲、宰我等弟子是取譴責和排斥態度的。這說明有“特立獨行”精神和行為、甚至是從理性上肯定和讚揚“特立獨行”的精神人士，對於他人的“特立獨行”也是不讚成、甚至是不許可的。難怪韓愈感慨真正“特立獨行”之士是“千百年不一見”的（其實韓愈也見不得當時人的“特立獨行”，他對佛道兩家的排斥，使人感到他也缺少寬容）。總之，自己不得張揚時，便高倡“特立獨行”，為推銷自己主張創造條件。當他有了一定力量，有了相當數量的擁護者以後對他人的“特立獨行”則堅決排斥、並加以壓制。

缺少寬容精神，往往是打著愛護對方的幌子，似乎是不讓錯誤的東西泛濫，於是把一切有生氣的東西，全部加以掃蕩。我們所艷稱的中國思想史上三次繁榮時期——先秦、南北朝、清末民初，這些時期思想的活躍，並非是因為寬容精神的高漲而帶來的自由的伸張，而是由於“王綱解紐”，統治者缺少或沒有力量實現思想控制的結果。通俗些說就是統治者力不從心，管不了了。

這些時期許多思想流派產生發展了，但是他們之間往往互相傾軋，互相攻訐，互不寬容。先秦的“百家爭鳴”，實際上是“百家爭霸”不是從對方吸取有益的思想營養，而是以吃掉對方為職志，為了實現這一點還要借助統治者的力量。這從孟子的“辟楊墨”的論戰就可見一二。（愛思想網站 2015-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