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9月19日晚上7：00

地點：一教101

主講人簡介: 《余華自傳》1960年4月3日的中午，我出生在杭州的一家醫院裏，可能是婦幼保健醫院，當時我母親在浙江醫院，我父親在浙江省防疫站工作。有關我出生時的情景，我的父母沒有對我講述過，在我記憶中他們總是忙忙碌碌，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我幾乎沒有見過他們有空余的時間坐在一起談談過去，或者談談我，他們第二個兒子出生時的情景。我母親曾經說起過我們在杭州時的片斷，她都是帶著回想的情緒去說，說我們住過的房子和周圍的景色，這對我是很重要的記憶，我們在杭州曾經有過的短暫生活，在我童年和少年時期一直是想象中最為美好的部分。

我的父親在我一歲的時候，離開杭州來到一個叫海鹽的縣城，從而實現了他最大的願望，成為了一名外科醫生。我父親一輩子只念過六年書，三年是小學，另外三年是大學，中間的課程是他在部隊時當衛生員時自學的，他在浙江醫科大學專科畢業後，不想回到防疫站去，為了當一名外科醫生，他先是到嘉興，可是嘉興方面讓他去衛生學校當教務主任；所以他最後來到了一個更小的地方——海鹽。

他給我母親寫了一封信，將海鹽這個地方花言巧語了一番，於是我母親放棄了在杭州的生活，帶著我哥哥和我來到了海鹽，我母親經常用一句話來概括她初到海鹽時的感受，她說：“連一輛自行車都看不到。”

我的記憶是從“連一輛自行車都看不到”的海鹽開始的，我想起了石板鋪成的大街，一條比胡同還要窄的大街，兩旁是木頭的電線桿，裏面發出嗡嗡的聲響。我父母所在的醫院被一條河隔成了兩半，住院部在河的南岸，門診部和食堂在北岸，一座很窄的木橋將它們連接起來，如果有五、六個人同時在上面走，木橋就會搖晃，而且橋面是用木板鋪成的，中間有很大的縫隙，我的一只腳掉下去時不會有困難，下面的河水使我很害怕。到了夏天，我父母的同事經常坐在木橋的欄桿上抽煙閑聊，我看到他們這樣自如地坐在粗細不均，而且還時時搖晃的欄桿上，心裏覺得極其神聖。

我是一個很聽話的孩子，我母親經常這樣告訴我，說我小時候不吵也不鬧，讓我幹什麽我就幹什麽，她每天早晨送我去幼兒園，到了晚上她來接我時，發現我還坐在早晨她離開時坐的位置上。我獨自一人坐在那裏，我的那些小夥伴都在一旁玩耍。

到了四歲的時候，我開始自己回家了，應該說是比我大兩歲的哥哥帶我回家，可是我哥哥經常玩忽職守，他帶著我往家裏走去時，會突然忘記我，自己一個人跑到什麽地方去玩耍了，那時候我就會在原地站著等他，等上一段時間他還不回來，我只好一個人走回家去，我把回家的路分成兩段來記住，第一段是一直往前走，走到醫院；走到醫院以後，我再去記住回家的路，那就是走進醫院對面的一條胡同，然後沿著胡同走到底，就到家了。

接下來的記憶是在家中樓上，我的父母上班去後，就把我和哥哥鎖在屋中，我們就經常撲在窗口，看著外面的景色。我們住在胡同底，其實就是鄉間了，我們長時間地看著在田裏耕作的農民，他們孩子提著割草籃子在田埂上晃來晃去。到了傍晚，農民們收工時的情景是一天中最有意思的，先是一個人站在田埂上喊叫：“收工啦！”

然後在田裏的人陸續走了上去，走上田埂以後，另外一些人也喊叫起收工的話，一般都是女人在喊叫。在一聲起來，一聲落下的喊叫裏，我和哥哥看著他們扛著鋤頭，挑著空擔子三三兩兩地走在田埂上。接下去女人的聲音開始喊叫起她們的孩子了，那些提著籃子的孩子在田埂上跑了起來，我們經常看到中間有一、兩個孩子因為跑得太快而摔倒在地。

在我印象裏，我的父母總是不在家，有時候是整個整個的晚上都只有我和哥哥兩個人在家裏，門被鎖著，我們出不去，只有在屋裏將椅子什麽的搬來搬去，然後就是兩個人打架，一打架我就吃虧，吃了虧就哭，我長時間地哭，等著我父母回來，讓他們懲罰我哥哥。這是我最疲倦的時候，我哭得聲音都沙啞後，我的父母還沒有回來，我只好睡著了。那時候我母親經常在醫院值夜班，她傍晚時回來一下，在醫院食堂賣了飯菜帶回來讓我們吃了以後，又匆匆地去上班了。我父親有時是幾天見不著，母親說他在手術室給病人動手術。我父親經常在我們睡著以後才回家，我們醒來之前又被叫走了。在我童年和少年時期，幾乎每個晚上，我都會在睡夢裏聽到樓下有人喊叫：“華醫生，華醫生……有急診。”我哥哥到了上學的年齡以後，就不能再把他鎖在家裏，我也因此得到了同樣的解放。我哥哥脖子上掛著一把鑰匙，背著書包，帶上我開始了上學的生涯。他上課時，我就在教室外一個人玩，他放學後就帶著我回家。有幾次他讓我坐到課堂上去，和他坐在一把椅子裏聽老師講課。有一次一個女老師走過來把他批評了一通，說下次不準帶著弟弟來上課，我當時很害怕，他卻是若無其事。過了幾天，他又要把我帶到課堂上去，我堅決不去，我心裏一想到那個女老師就怎麽也不敢再去了。

我在念小學時，我的一些同學都說醫院裏的氣味難聞，我和他們不一樣，我喜歡聞酒精和弗爾馬林的氣味。我從小是在醫院的環境裏長大的，我習慣那裏的氣息，我的父母和他們的同事在下班時都要用酒精擦手，我也學會了用酒精洗手。

那時候，我一放學就是去醫院，在醫院的各個角落遊來蕩去的，一直到吃飯。我對從手術室裏提出來的一桶一桶血肉模糊的東西已經習以為常了，我父親當時給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從手術室裏出來時的模樣，他的胸前是斑斑的血跡，口罩掛在耳朵上，邊走過來邊脫下沾滿鮮血的手術手套。

我讀小學四年級時，我們幹脆搬到醫院裏住了，我家對面就是太平間，差不多隔幾個晚上我就會聽到淒慘的哭聲。那幾年裏我聽夠了哭喊的聲音，各種不同的哭聲，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都聽了不少。

最多的時候一個晚上能聽到兩三次，我常常在睡夢裏被吵醒；有時在白天也能看到死者親屬在太平間門口嚎啕大哭的情景，我搬一把小凳坐在自己門口，看著他們一邊哭一邊互相安慰。有幾次因為好奇我還走過去看看死人，遺憾的是我沒有看到過死人的臉，我看到的都是被一塊布蓋住的死人，只有一次我看到一只露出來的手，那手很瘦，微微彎曲著，看上去灰白，還有些發青。

應該說我小時候不怕看到死人，對太平間也沒有絲毫恐懼，到了夏天最為炎熱的時候，我喜歡一個人呆在太平間裏，那用水泥砌成的床非常涼快。在我記憶中的太平間總是一塵不染，四周是很高的樹木，裏面有一扇氣窗永遠打開著，在夏天時，外面的樹枝和樹葉會從那裏伸進來。

當時我唯一的恐懼是在黑夜裏，看到月光照耀中的樹梢，尖細樹梢在月光裏閃閃發亮，伸向空中，這情景每次都讓我發抖，我也不知道是什麽原因，總之我一看到它就害怕。我在小學畢業的那一年，應該是１９７３年，縣裏的圖書館重新對外開放，我父親為我和哥哥弄了一張借書證，從那時起我開始喜歡閱讀小說了，尤其是長篇小說。我把那個時代所有的作品幾乎都讀了一遍，浩然的《艷陽天》、《金光大道》、還有《牛田洋》、《虹南作戰史》、《新橋》、《礦山風雲》、《飛雪迎春》、《閃閃的紅星》……當時我最喜歡的書是《閃閃的紅星》，然後是《礦山風雲》。

在閱讀這些枯燥乏味的書籍的同時，我迷戀上了街道上的大字報，那時候我已經在念中學了，每天放學回家的路上，我都要在那些大字報前消磨一個來小時。到了７０年代中期，所有的大字報說穿了都是人身攻擊，我看著這些我都認識都知道的人，怎樣用惡毒的語言互相謾罵，互相造謠中傷對方。有追根尋源挖祖墳的，也有編造色情故事，同時還會配上漫畫，漫畫的內容就更加廣泛了，什麽都有，甚至連交媾的動作都會畫出來。

在大字報的時代，人的想象力被最大限度的發掘了出來，文學的一切手段都得到了發揮，什麽虛構、誇張、比喻、諷刺……應有盡有。這是我最早接觸到的文學，在大街上，在越貼越厚的大字報前，我開始喜歡文學了。

當我真正開始寫作時，我是一名牙醫了。我中學畢業以後，進了鎮上的衛生院，當起了牙科醫生，我的同學都進了工廠，我沒進工廠進了衛生院，完全是我父親一手安排的，他希望我也一輩子從醫。

後來，我在衛生學校學習了一年，這一年使我極其難受，尤其是生理課，肌肉、神經、器官的位置都得背誦下來，過於呆板的學習讓我對自己從事的工作開始反感。我喜歡的是比較自由的工作，可以有想象力，可以發揮，可以隨心所欲。可是當一名醫生，嚴格說我從來沒有成為過真正的醫生，就是有職稱的醫生，當醫只能一是一、二是二，沒法把心臟想象在大腿裏面，也不能將牙齒和腳趾混同起來，這種工作太嚴格了，我覺得自己不適合。

還有一點就是我難以適應每天八小時的工作，準時上班，準時下班，這太難受了。所以我最早從事寫作時的動機，很大程度是為了擺脫自己所處的環境。那時候我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夠進入縣文化館，我看到文化館的人大多懶懶散散，我覺得他們的工作對我倒是很合適的。於是我開始寫作了，而且很勤奮。

寫作使我幹了五年的牙醫以後，如願以償地進入了縣文化館，後來的一切變化都和寫作有關，包括我離開海鹽到了嘉興，又離開嘉興來到北京。

雖然我人離開了海鹽，但我的寫作不會離開那裏。我在海鹽生活了差不多有三十年，我熟悉那裏的一切，在我成長的時候，我也看到了街道的成長，河流的成長。那裏的每個角落我都能在腦子裏找到，那裏的方言在我自言自語時會脫口而出。我過去的靈感都來自於那裏，今後的靈感也會從那裏產生。

現在，我在北京的寓所裏，根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要求寫這篇自傳時，想起了幾年前的一件事，那時我剛到縣文化館工作，我去杭州參加一個文學筆會期間，曾經去看望黃源老先生，當時年近八十的黃老先生知道他家鄉海鹽出了一個寫小說的年輕作家後，曾給我來過一封信，對我進行了一番鼓勵，並要我去杭州時別忘了去看望他。

我如約前往。黃老先生很高興，他問我家住在海鹽什麽地方？我告訴他住在醫院宿舍裏。他問我醫院在哪裏？我說在電影院西邊。他又問電影院在哪裏？我說在海鹽中學旁邊。他問海鹽中學又在哪裏？

我們兩個人這樣的對話進行了很久，他說了一些地名我也不知道，直到我起身告辭時，還是沒有找到一個雙方都知道的地名。同樣一個海鹽，在黃源老先生那裏，和在我這裏成了兩個完全不同的記憶。

我在想，再過四十年，如果有一個從海鹽來的年輕人，和我坐在一起談論海鹽時，也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講座內容:

我真不知道應該講什麽，作家畢竟不是學者，沒有經過系統的訓練，所以想法是零碎的。來這裏之前我考慮應該用什麽題目，想不出來很好的，但我想一定要和文學有關。中文系的老師給我出了個題目叫《小說的世界》，我認為挺好，因為好講。我寫小說寫了十七八年之後才明白：首先要做一個好的讀者然後才能做一個好的作家。我讀了很多小說，它們帶給我一個小說的世界，這是一個愉快的世界。

小說的世界是我們現實之外平行的世界。昨天德國漢學家顧彬到北大做講座，他問我怎麽看張藝謀，有人是說他是在討好外國人。我還沒有來得及回答他的問題，顧彬就替我回答了：你寫的是人。小說的世界與現實有聯系但不完全一樣。很早以前（80年代）我作為先鋒派作家很喜歡一些絢麗的詞，現在在清華教書當時是我的同行的一個作家用了一個比喻：“像歌謠一樣消失”。我當時非常喜歡這個比喻，可是現在我卻不喜歡這種修飾了。特別是當我讀到博爾赫斯“仿佛消失在水中”這個比喻時，我更是深深地體會到大家和普通作家的區別。我想象不出更幹凈的消失，它充分地體現了作家的洞察力和想象力。“像歌謠一樣消失”是年輕人的說法，辭藻華麗但遠不及大家的利落、到位。

我83、84年開始寫小說，在此之前我在浙江的一個小縣城裏當牙醫。我不喜歡當時的生活狀態，我很想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所在的那家醫院地處小縣城最繁華的街道上（當然它不能和王府井相比），我每天迷茫地看著窗外，我看到文化館的一些人在大街上走來走去。有一天我就問他們：“你們不上班嗎？”他們回答說：“這就是上班。”我說你們分明在大街上閑逛怎麽就算上班了呢？他們說：“文化館的人在哪裏都可以上班！”這種生活讓我感到羨慕，我說我怎樣才能像你這樣？他說跟我學作曲吧。我說有更快的方法嗎？他說那你就學繪畫。可我覺得繪畫比作曲更難見天日。他最後建議我說“寫小說吧。”我一想我漢字大概掌握了四五千了應該夠用了，所以就決定寫小說，過上像他們那樣的生活。林彪說過“遇到問題再學最有用”。我就是遇到問題再學的人。

我寫了我的第一篇小說，把它給文化館的人看，　他說錯別字太多。這能怪我嗎？我中學寫作文最長的不超過一千字（老師還因此表揚說：“余華寫得最長，最有才華。”），現在這篇小說差不多一萬字，錯別字當然會增加十倍。雖然錯別字問題嚴重，我還是把我的小說向雜志社寄了。我們那時寄稿件是不要錢的，而且我剛開始很狂妄，我先寄給名氣最大的刊物，然後一路排下來。83年冬天，一個下午我剛剛去上班，結果就有一個電話找我（當時我們那個拔牙醫院只有一部電話）。郵電局（當時郵政和電信還沒有分家）說是一個北京長途。我家沒有北京的親戚即使有親戚打電話也不會找我，所以我馬上反應過來是雜志社打來的，可是我想不起寄給北京的哪個刊物了。電話那頭的那個人說他是《北京文學》的，他說你有三篇稿子寄給我們，我們看了之後都很喜歡，但是有一篇需要做些改動。他還問我能不能到北京去改稿。我想說我沒錢去（我那時的工資是每個月十六塊錢），但又不好意思，他似乎猜出了我的心思，說路費我們出另外每天還加兩塊錢的補助。這樣我就在上海買了車票去北京改稿子了。這就是我文學道路的開始。現在想起來一個人的機遇很重要，要是沒有那個電話我可能還在拔牙。

我從北京回來以後小縣城轟動了，因為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們那個縣城第一個去北京改稿的人。縣裏把我調到文化館工作。我們那裏一般的單位都是早上7：00上班，我第一天去文化館上班的時間是9：30，我感到有些不安。可是到那裏才發現我居然是第一個上班的人！所以我想這個單位很適合我。93年我從文化館辭職，徹底不受別人管了，靠小說養活自己。

現在小說帶給我的快樂已經不是當初不想拔牙而進文化館時的興奮可以同日而語的了。現實按部就班，但是小說每一部都是新的。寫小說是在不斷地發現自己，興奮的感覺使我再也無法和小說分開。

現在大家可以提問了，我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麽。我回答問題的才能高於我演講的才能。

（以下是作家和同學之間的對話）

1、請問《活著》這本書有原型嗎？你是否受什麽觸動才寫這部作品的？

讀者和評論家都說這是很悲慘的一本書，可是我自己在寫作的時候並不覺得它有多少悲慘。後來讀者和評論家這樣告訴我，於是慢慢地我自己也覺得這本書很悲慘了。作家就是這樣，有些想法並不是他本身的而是讀者或者評論家給他的。

我說不出這個故事有什麽原型，但是我想和我童年的經歷有關。我童年時居住的那個小胡同裏的30戶人家至少有5戶都像福貴這樣由於經濟、健康或者戰爭的原因死去。如果非要說什麽原型我想大概是幾百上千個我認識或不認識的人綜合在一起的形象。

為什麽有些作品讓我們產生共鳴，而有些卻讓我們覺得枯燥乏味？現代文學裏有百分之九十是垃圾。古典文學不存在這種情況因為它們都是經過很多年的選擇之後保留下來的，它們是經受住時間的考驗的。作家要寫內心生活，但內心是什麽樣的？雨果有一首詩很好（雖然我並不喜歡他的小說）：“世上最寬廣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寬廣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寬廣的是人的心靈。”有些人寫自己患得患失的情感，這不是內心，是內分泌。只要寬廣的小說才能揭示出內心。

2、哪些作家對你產生過影響？

我們那時經歷的文革是一個無書的時代，文革之後突然之間所有的外國文學、古典文學蜂擁而來（我當時不知道筆記小說是中國古典文學的精華）。我很喜歡托爾斯泰，還喜歡法國的德福雷，他在寫小說時寫到最後就冒出一句法國諺語來：“你要是不被狗咬就永遠跑在狗的後面”。我看了他的書很震驚：原來小說可以這麽寫！

一部作品表達什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讀出了什麽。我還特別喜歡法國的一位女作家，不是現在在中國很流行的杜拉斯，是法國另一位著名女作家：尤爾瑟爾娜。這位女作家非常有力量，她的小說就像一把匕首刺進你的身體；杜拉斯雖然也比較有力量但是用刀割你，挑逗你。尤爾瑟爾娜有一篇寫中國的小說，裏面有一個比喻極其精妙。她在小說中寫到有一個人腦袋被刀砍下來了，後來他又坐著船回來了。（她構造的這個小說的世界並不奇妙，任何一位現代主義作家都可以這麽寫，巧妙的在後面---），她寫那個人站在船頭，頭頂是天空和飛翔的海鷗，腳下是蔚藍的大海，脖子上圍著一條紅圍巾！紅圍巾這個道具非常了不起。一個大作家和一個小作家的區別就體現在這些細節上。故事重要的不是在高潮部分，而是快到高潮部分的細節如何寫。大家可能都看過基斯洛夫斯基導演的《十誡》之五：雅澤克想殺人，但要把殺一個人的一般意念變成具體的殺某一個人的行為就需要一個理由。這個理由怎麽找到？雅澤克先進了照相館百般刁難老板，這個老板卻沒有發脾氣，他沒有理由殺他；雅澤克又想殺值勤的警察，可是他偏偏被警車接走了；雅澤克又進了公廁，他把一個少年掀倒在便槽，少年卻沒有生氣，他還是沒有理由殺他；雅澤克來到的士站看到兩個喝醉酒的男人叫車，司機拒載，雅澤克覺得正好送來了一個殺人的理由，他跳上的士說要去兩個酒鬼要去的地方。最後他真的把出租車司機殺了，他完成了想殺一個人的意念。

小說和音樂是類似的，兩者都是流動的。我後來不看長篇小說因為要看完一部太費勁了，而且往往是讀到後面忘了前面，我就用音樂來代替這種長篇小說的閱讀。音樂不會太長最長也不會超過三個小時，而且聽著很舒服。我聽著音樂就知道它是如何敘事的。我寫《許三觀賣血記》時就是受到巴赫音樂的影響。一部作品在已經將內容全部推向高潮之後如何下來，這是作家的本領。音樂裏邊在高潮之後往往是一個單純的結尾，這種“輕”在“重”之後比“重”還“重”。很多大作家的結尾都是如此（佗思妥耶夫斯基除外，他的作品總是處在高潮之中）。我非常欣賞姜文的《鬼子來了》，我覺得他就做到了這一點。

3、你的小說的特點是“不動聲色”，有點虛幻，但很有張力。大家知道年輕人寫作往往過於張揚，我想問的是：你是怎樣從張揚到不動聲色的？

我剛開始寫小說是為發表而寫，但寫著寫著就不想這麽寫了。那時侯一個文學雜志的讀者都是上十萬的，不象現在的編輯需要出來要飯了。我撞上傑克•倫敦的一句話：“寧可去讀雪萊、拜倫的一句詩也不要去看一千本雜志。”我就是從那個時候起開始看經典著作，每次讀完都有收獲，並開始關心寫作技巧的問題。我86年去杭州和朋友一起逛書店，他把《卡夫卡小說選》的最後一本買了，我就用自己的《戰爭與和平》四卷本和他換，這才看到了卡夫卡的其他小說。因為我以前只看過他的《變形記》，不太明白。這次讀他的〈鄉村醫生〉，裏面的馬出現了三次，每一次都沒有鋪墊。我不禁產生疑問：怎麽可以這樣寫？我想不出道理來，但是我想大師這麽寫一定有他自己的道理。於是我就想這麽寫，但不知道寫什麽。後來受到浙江一份小報上的一篇極小的文章的影響我突然有了靈感，我的〈鮮血梅花〉就這樣誕生了。

作家是跟著敘述走的，敘述是一條道路，它鋪在那裏，作家就沿著它走一直走進小說的世界。我以前書中的人物都是符號，因為我覺得人物都是我設定的，所以人物並不重要。後來我在寫第一部長篇時人物突然說話了。寫〈活著〉時人物的聲音就日益清晰起來。開始我用一貫的敘述思路，後來我改用第一人稱，發現這一改思路特別順。

4、你當牙醫的經歷對你的寫作有什麽影響？

我當牙醫時每天都見到張開的血淋淋的口，我父親也是醫生，他每次做完手術出來的時候手術衣上都是鮮血，這些場面在我腦海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我早期的作品大多帶著血腥味。

5、談談你是如何看待諾貝爾文學獎的？

我第一次知道諾貝爾文學獎是1982年，那時〈十月〉雜志發表了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我覺得他真是了不起。很多大作家人們對他的評價是不一致的、有爭論的，但是大家對馬爾克斯卻是沒有爭議的。據說馬爾克斯寫〈百年孤獨〉時寫到後半部，他每天都跑到他太太的房間說同一句話：“我哪裏是在寫小說，簡直是在發明文學！” 正是讀了〈百年孤獨〉，我對諾貝爾文學獎簡直崇拜至極。我當時想：“諾貝爾文學獎需要這樣的水平，有幾個作家能達到呢？”但是現在我對諾貝爾文學獎的看法已經不是這樣的了，評委的口味是不一樣的，文學獎不一定能夠說明問題；讀者評出來的也不一定說明問題，這跟個人的口味有很大的關系。

6、我讀了你的〈在細雨中呼喊〉之後感到特別壓抑，我覺得這個作家太變態，頭腦跟我們不一樣。

我讀完之後就想要是我有機會碰到作家我一定要向他問個明白。我能讀懂你的小說，但是我想知道你的精神世界，你是否跟別人不一樣？不一樣是肯定的，我想問的是你是否跟別人很不一樣？我覺得從年齡上看你的經歷和我們差不多，可是為什麽你會有那麽多的故事？你是不是覺得有一種命運的東西？是不是你的心裏有一種聲音，它時時刻刻在向你呼喊，讓你把這種聲音表達出來？你是不是原來有過幾億年的生命時間，然後在這個世間你的使命就是把你以前的故事寫出來給大家？

我覺得我們大家都是一樣的，無非從事的工作不一樣。每個人的人生道路也大體相似，只不過中間有些機遇的差異。佗斯妥耶夫斯基寫〈白癡〉，把白癡寫得那麽真實，就像是他在寫作的時候自己也成了白癡，可是作家本人不能因此等於白癡，但是我們也可以說他的內心有白癡的成分，他也許原來自己都沒有意識到，只是在寫完之後才發現這一點。托爾斯泰內心也有安娜卡列尼娜這樣的情感，不寫不能發現，寫了就發現了。寫作使我的生活變得完整。我和你的區別只是工作的區別。

7、您的小說中有很多的死，但最後都體現出生命的韌性，請問您是如何實現這種轉變的？

我也不知道。我84年進文化館，85年搞民間文學集成時被派到下面搜集資料。我發現中午還在勞動的只有農民。寫福貴時我的腦海裏就是一個滿臉皺紋、滿身是汗的形象。我老婆給我講了一個朋友患肝癌後和病魔抗爭的故事。我很受感動。第二天我突然冒出“活著”兩個字。這就是主題先行。福貴就像生活中的朋友，寫他就是在不斷地了解他。最後福貴走的人生道路不是我給的，是他自己走的。我不過是他人生的記錄者。我最開始寫小說時認為應該關註人物欲望而不用關註人物性格。沈從文說：“貼著人物寫”。我到後來才明白人物是有自己的性格的，不是作家可以隨意操縱的。

8、（童年的）記憶的深刻程度是否影響作家的成功？

記憶是不斷發現的，現在的東西會勾起過去的東西。讓記憶處於“戒備狀態”總比讓記憶睡覺好，這也是一種思維的訓練。我剛開始寫作時也從記憶中搜索什麽可以寫小說，這是一種強迫的狀態就像剛進文化館時我總坐不住，一年之後才習慣。現在我和椅子已經分不開了，懶得離開椅子去別的地方。作家的姿態是靜止的，思維是飛翔的。

9、請問您的下一部作品何時面世？

真要命，我現在越寫越長。一個作家永遠不知道自己的作品會有多長，哪怕是一個短篇。

10、為什麽當初走文學道路時您從寫小說開始，不寫別的？寫詩歌多好。

我也不知道為什麽從小說開始，但我很慶幸我當初的選擇，要是我是從寫詩歌開始的話，我肯定不敢辭職。

11、在寫作中有沒有遇到寫不下去的情況？

剛開始是這樣，到了寫〈活著〉、〈許三觀賣血記〉時就很順利，現在很順利但很緩慢，因為與太多事情幹擾我的寫作。

12、文學作品是用腦創造還是用心創造？

用科學的說法是用腦在寫，用文學的說法是用心在寫。讀文學作品要按自己的感覺，不要聽別人的，不要人雲亦雲，不要別人覺得好我就認為它好。閱讀和生活一樣首先要有樂趣，不要順別人的思路去讀。

13、你怎麽看余傑？

你說的是北大那個余傑嗎？我對他不太了解，只看過他幾篇文章。我不太喜歡他的風格。他的語言像文革時期的風格，語言比較大但很空。一部大作品只能寫一個問題，一個幾千字的文章就想寫幾個大問題？！我不是為余秋雨辯護，但我認為寫一段時期首先要了解這段時期，否則就不要亂說話。寫大字報在我們那個時期就像今天的年輕人熱衷於上網一樣，那是一種時尚。當年的余秋雨就像現在的王志東一樣，難道二十年後有人想站出來寫一篇〈王志東你為什麽不懺悔嗎？〉 

對話到此結束了，但是掌聲久久不息，讓我們再來看一段余華在〈余華小說〉（新世界出版社）中的“自序”吧：“十多年之後，我發現自己的寫作已經建立了現實經歷之外的一條人生道路，它和我現實的人生之路同時出發，並肩而行，有時候交叉到了一起，有時又天各一方。因此，我現在越來越相信這樣的話—寫作有益於身心健康，因為我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在完整起來。寫作使我擁有了兩個人生，現實的和虛構的，它們的關系就像是健康和疾病，當一個強大起來是另一個比然衰落下去。於是，當我現實的人生越來越貧乏之時，我虛構的人生已經異常豐富了。”作家已深深地沈浸於自己所虛構的小說世界之中，而我們也看到了與現實並肩而行的那個世界的天空和大地。（2001-09-21 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