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興華文學身份多種多樣，說他是詩人、評論家、翻譯家、學者、英美文學教育家，等等，都對，都不錯。若從中國現代文學史角度考察，他是有自己鮮明風格的新詩人，才最為重要。但他又是寫了許多新詩卻在生前沒有出過一本新詩集的詩人，這在現代文學史上頗為少見。對與他一起在1940年代詩壇崛起的穆旦，吳興華在1947年12月26日給宋淇的信中就明確表示：穆旦“從許多角度看起來，可以說是最有希望的新詩人”。穆旦生前畢竟已出過《探險隊》《穆旦詩集》《旗》三本新詩集，而吳興華卻一本也沒有。1949年以後的30多年時間，這位新詩人幾乎被遺忘了。只在1957年曇花一現，在《人民文學》8月號上發表了《詠古事二首》。 時光流轉，一直要到消失37年之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6年第2期推出“吳興華專輯”，他的名字和詩作才開始進入中國新詩研究者的視野。這種情形與張愛玲重新“出土”，庶幾類似。1988年12月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吳奔星先生主編的《中國新詩大辭典》，吳興華以一首《西迦》入選。1998年12月廣西教育出版社出版錢理群先生主編的《中國淪陷區文學大系•詩歌卷》，吳興華入選18題20首之多，成為入選作品最多的淪陷區新詩人，可見研究者已越來越重視吳興華。2005年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推出了《吳興華詩文集》（以下簡稱《詩文集》），分詩卷和文卷兩冊。這是第一部吳興華文學創作、評論和譯文集，雖然缺漏在所難免。

之所以簡要回顧1949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吳興華的出版和接受史，無非是要說明對吳興華這位傑出的詩人，出版他的全集是完全必要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新年伊始，廣西師大出版社推出五卷本的《吳興華全集》（以下簡稱《全集》）是一件值得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和廣大文學愛好者歡迎的大事，是建立吳興華研究文獻保障體系的極為重要的一環。從篇幅而言，《全集》詩集共收164題，兩百多首新詩，而《詩文集》僅收63題，八九十首詩；《全集》文集收其對中外文學的評論和散文共25篇，而《詩文集》僅收16篇。特別是文集還收錄新找到的吳興華的大學畢業論文《現代西方批評方法在中國詩學研究中的運用》，十分難得。《全集》新增單獨的譯文集，譯作莎翁的《亨利四世》又單列一卷，這樣，譯文部分在《全集》中占了五分之二的比例，由此也進一步凸現了翻譯在吳興華文字生涯中所占的重要位置。兩相比較，顯而易見，《全集》展現了一個更豐富更完整的吳興華，為研究吳興華打開了一個更大更深廣的文本空間。

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全集》“首次公開吳興華寫給摯友宋淇的書信六十余封”，這是吳興華研究的一個重大發現。猶記張愛玲《小團圓》出版前後，我數次拜訪香港宋以朗兄，翻閱過他出示的吳興華致宋淇的這批手劄和吳興華詩稿，還有傅雷和錢鍾書致宋淇的大批信劄。而今吳興華致宋淇的信劄終於整理問世，實在令人高興。“全集”是一個作家畢生文字成果的總匯，所謂“全”就是“完全”、“全部”、“完整”之意。現代文學研究界目前的基本共識是，“全集”不僅應該收入作家已經公開發表的各類作品、作家留下的手稿，還應收入研究作家生平和創作無可替代的他的書信和日記，哪怕由於這樣那樣的、歷史的和現實的復雜原因，一時不能全部收入至少也應收入部分，否則稱之為“全集”難免引起質疑。證之以魯迅、巴金等的全集，莫不如此，最近出版的《馮雪峰全集》甚至把他各個歷史時期所寫的交代和“揭發” 材料都收入了。這才是真正的尊重作者，尊重歷史。因此《全集》把吳興華致宋淇的信劄完整收入，單列一卷，使“全集”名副其實了。

這批自1940年7月18日起，至1952年7月19日戛然中斷的信劄，時間跨度長達12年，我們雖然不能確定一封不缺，但吳興華致宋淇信劄的絕大部分，應該都在了。這批信劄之所以吸引人，不僅在於吳興華視宋淇為摯友、畏友，推心置腹，無話不談，更重要的是幾乎每一通都是論學書簡。吳興華在信中向宋淇暢談讀詩寫詩心得，交流對中國古典文學和外國文學名著的看法，……因為是私人通信，沒有顧慮，所以他在信中不斷臧否當代作家和詩人，讚彈分明。他毫不留情地批評許多新文學家，雖然他自己也一直寫新詩。他1942年6月29日信中明確表示：“現代這些文學史家真使人哭笑不得，連李健吾也在內，讀過一點外國東西，便趾高氣揚。事實上他們學問更比起古人最淺陋寡聞的也不過是太倉一粟。怎能對他人妄加譏評？人家一句話有多少書作後盾，他們的話後面就有一本胡適，與他的‘白話全好派’”。同年11月23日信中又提醒對方：“我勸你不要太為一班新文學家所迷，看不起古人。”1943年7月8日信中又對此問題作了進一步的發揮：“想起來也可笑，我們現在不得不pay for the folly of那些‘五四’的博士們，他們胡亂的推翻打碎，結果責任落到我們晚一輩的肩上來再作挽救工作。此外我還有些詠古詩也是純粹以一種‘就像不知世上有胡適與新文學運動’的態度寫的。……我絕沒有把那認為現代文學唯一出路的意思，我是想既然新文學想要‘拔戟自成一軍’，就得表示出來它也能容納過去的文學，特別是其中一些不可否認的美——要完全推翻過去，結果不管它的好醜完全置之不顧，這原是很容易的事。新文學現在處處露出完全與過去不發生關系的模樣，同時有好些人，bless their hearts，還覺得這是新文學足以自傲的地方。我深信這樣下去絕對不行，如今要爭執的只是接收融化過去文學的程度問題，這是一條必須采取的路徑，我想沒有人會否認的。”吳興華這樣一再向“親愛的朋友”闡述自己的觀點，在於他敏銳地看出了當時新文學所存在的問題和弊端，他在新詩創作上所作的從題材到形式都向中國古典文學汲取資源的嘗試，又與當時張愛玲在小說創作上的努力異曲同工。（有趣的是他1949年10月13日的信確實提到了張愛玲的小說）吳興華雖然是自負的，他在信中對李健吾、梁宗岱、馮至、林庚、周煦良等不同程度的批評既是明證，但他對自己的詩作也有深刻的反思，1947年12月26日的信中在上引充分肯定了穆旦之後，又接著說：“他的語言是百分之百的歐化，這點是我在理論上不大讚成的，雖然在實踐上我犯的過錯有時和他同樣嚴重，還有一個小問題就是他的詩只能給一般對英國詩熟悉的人看，特別是現代英國詩，特別是牛津派，特別是Arden，這種高等知識分子的詩不知在中國走得通否？” 這段結合自己創作中的問題對穆旦早期詩作的批評我認為切中肯綮，頗有分量。

此外，吳興華這批信中還多次提到了他早年的文壇交遊，如1943年12月11日信中提到畢樹棠、常風等“念英文的老前輩”稱錢鍾書為“國寶”，1944年10月13日信中提到與姚克等人在北平相聚，1947年1月23日信中寫到他與夏氏兄弟一起遊覽頤和園等等，都是難得的史料。遺憾的是，《全集》對這批書信的整理還不盡如人意。1943年12月11日信中的“華樹棠”應為畢樹棠，1947年10月28日信中的“龐董琴”應為龐薰琹。更不應該的是，編為1943年12月21日的信系年有誤。此信開頭即雲：“悌芬，信及《新語》剪頁收到，周煦良先生的介紹言之過重，很叫我慚愧，所選的詩不大愜意，我自覺較好的詩是如《荊璞》《吳起》《賈誼》《峴山》諸篇，及十四行，那些零碎短詩實在當不起承前啟後的話。”傅雷、周煦良主編的《新語》半月刊1945年10月5日在上海創刊，吳興華怎麼可能未卜先知，在1943年就與宋淇討論《新語》發表自己的詩？而1945年12月5日出版的《新語》第5期正是吳興華詩作專輯，周煦良關於吳興華詩那篇有名的也即吳興華在信中認為“言之過重”的《介紹吳興華的詩》就發表在這一期。合理的推斷是，此信寫於1945年12月21日，宋淇在《新語》出版後立即把“剪頁”寄給吳興華，才引出了吳興華這一段議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