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造反的最初的目的只是求得“自存”，後來看到與他爭奪天下者，也不過是些沒有什麼遠謀深慮、“志驕”“器小”的庸庸碌碌之徒，在謀士的勸導下，才確定了奪取天下的“遠略”。至於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采用什麼“理論”作為宣傳的工具，這要看當時的需要。早年朱元璋信奉彌勒教，是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的一種選擇。元璋年輕時作過和尚，這更不是由於信仰，用他的話來說只是“托身緇流”（《皇陵碑》），是用以解決吃飯問題的臨時措施（一般說來遊民很難有堅定的信仰，他們傾向把一切都工具化）。當朱元璋參與紅巾軍的造反活動時，他還是個遊方和尚，這時以明教為旗幟的造反活動已經有了相當的規模，此時要生存和發展，投靠紅巾軍是一個較好的選擇，所謂“背靠大樹好乘涼”。在幾年的軍旅生涯中，朱元璋充分表現出其軍事天才與臨時應變的機謀，他逐漸從對郭子興的依附下走了出來。力量壯大了，並且有了足以和割據天下的“群雄”一較高低的力量，朱元璋在有了逐鹿中原的資本之時是否還會遵循明教的規則呢？這主要看這些規則是否符合他的需要？

明教、包括其它一些秘密宗教有鼓勵不得志者造反鬧事的一面，但是事情做大了以後怎麼辦，這在它們的經典中很少提到。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它們只是講“造反合理”或者說“造反有理”，很少講如何通過造反取得政權和爭奪最後的勝利。教徒們信奉了彌勒佛出現和光明即將來臨的這種美好的理想，他們也起來了，“不平人殺不平者”，但是“殺完”了又怎麼辦呢？是否那些充滿光明和美麗的景象就會自然而然出現了呢？秘密宗教沒有就這些問題給出答案，何況能不能“殺完”“不平者”，如果沒有具體的操作規劃也是個問題。這時朱元璋不取天下便罷，如想取天下，必需另找其它具有可操作性的學說為他服務。因此，我們說造反者們的“神道設教”只設定到“造反有理”，至於奪取天下還要回到現實的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來。

3.奪取天下的利器——傳統的中國政治學

奪取天下與一般造反活動是不一樣的。封建社會中迫使人們武裝反抗的原因很多，然而，由於封建社會實行嚴刑峻法，敢於拉起大旗造當朝反的，絕大多數還是因為走投無路，才鋌而走險的。這個時候，只要造反主體有膽量、富於冒險精神，就可能豎起義旗。可是，當壯大起來的造反者進一步要取得和建立政權時，問題就不那麼簡單了。漢代陸賈曾對劉邦說：“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也就是說，建立政權、治理天下都是需要學問的。的確，它也是一門極復雜的學問，它不僅有軍事上的戰略戰術問題，也包括政治藝術和政治技巧的運用的問題，這里有一整套政治、軍事文化。這些在鼓勵人們造反的彌勒教、明教中都是沒有的。在其它具有可操作性的政治、軍事學說（例如西洋政治學）還沒有傳入中國時，以儒家學說為主體的傳統的政治軍事文化還是志在奪取天下人們的唯一的選擇。不管是誰、也不管他代表哪個階層的利益，只要他想建立政權和一統天下就得使用這一套。當然，這時的儒家學說已經從法家、兵家、縱橫家那里吸取了很多東西，不是純粹的原汁原味的儒家學說了。這種學說不僅具有理想性、還有具體的可操作性。

早在至正十三年（1353）李善長投靠朱元璋時，就為朱講了一套儒法雜揉的奪取天下和治理天下之術，並鼓勵他以漢代的劉邦為榜樣。朱元璋自然而然接受了儒家的治國理念。特別是儒生陶安、李習、唐仲實、朱升、孫炎、宋濂、劉基、葉琛、章溢等人加入了朱元璋的隊伍以後，把儒家所主張的一套“革命”造反的“順天應人”之理和奪取天下後的治國安邦之術灌輸給了朱元璋，使他從只知道造反求生的山大王變成立志一統天下的“群雄”之一。

這些道理和謀略大體說來不過四條。一是，打起儒家“尊王攘夷”的大旗，所謂“內諸夏而外狄夷”。長江南北的漢族人民已經被蒙人和色目人統治了近百年，吃盡了民族壓迫的苦頭。元朝統治者的民族壓迫政策，定為國策，形諸法律，大量行於社會實踐當中，這些例如漢人毆傷蒙古人要判死刑，蒙古人毆打漢人漢人不許還手，打死了漢人，只賠一頭驢；漢人，就是身為貴官，與蒙古人交往，行禮畢，要把雙手反被過來，作捆綁狀，以表示歸順之意。這種摧辱漢人自尊和人格的做法，使得重視禮儀和面子的漢人不能不感到奇恥大辱（清代統治者就比蒙古統治者聰明得多，他們也歧視漢人，但給文人士大夫以面子，所以直到現在許多人還引以為榮）。應該說是元代統治者啟發了漢人的民族意識。因此朱元璋打起民族的大旗是上應天理，下合人心的，受到廣大民眾的歡迎。他在北伐元王朝的檄文中說：

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

 （《明太祖實錄》轉引自《朱元璋傳》）

檄文中還對北方的廣大老百姓說：“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我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汙膻腥，生民擾擾，故率群雄，奮力擴清，志在逐韃虜，除暴亂，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國之恥，爾民其體之。”“雪中國之恥”這個口號，無疑對於處在第三、第四等級的漢人、南人來說是極有號召力和煽動力的。有的學者用今天流行的階級斗爭理論，指責檄文是利用民族斗爭掩蓋階級斗爭，這是極可笑的。實際上，對朱元璋來說他關心的是把全國老百姓都動員起來，站在自己一邊把元朝統治者趕走，一統天下。此時還沒有別的政治斗爭理論來組織人民和動員人民，他和他智囊人物不可能創造一套新的理論，即使創造出來老百姓也不懂，不會接受。

其次是“仁者無敵”的理論，這是儒家治天下的核心理論。中國古代封建專制統治下“暴君專制”與“暴民亂治”的輪回給老百姓帶來的苦難。元朝末期，以貧苦農民為主體的武裝反抗斗爭特別激烈，燒殺也十分嚴重。陶宗儀《輟耕錄》中的“天遣魔軍殺不平，不平人殺不平人。不平人殺不平者，殺盡不平享太平”，正是亂世之中這種報復情緒的一種反映。這種殺戮不會象一些歷史學家想象的那樣只殺統治階級和地主階級、不殺普通農民的。朱元璋是元末社會大動亂的見證者，他在《大誥三編•造言好亂》一節中說：

 且昔朕親見豪民若干，中民若干，窘民若干，當是時，恬於從亂。一從兵後，棄撇田園宅舍，失翫桑棗榆槐，挈家就軍，老幼盡行，，隨軍營於野外，少壯不分多少，人各持刃趨兇，父子皆聽命矣。與官軍拒，朝出則父子兄弟同行，暮歸則四喪其三二者有之。所存眷屬眾多，遇寒朔風凜凜，密雪霏霏，飲食不節，老幼悲啼，，思歸故里，不可得而歸。不半年，不周歲，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兒父母亦喪者有之，如此身家滅者甚多矣。

 這是朱元璋親眼所見、親身所經歷者，戰亂給老百姓帶來的苦難那是不分貧富和原來的社會地位高低的。真是“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啊！廣大老百姓處在這種環境下，他們對於不搞濫殺的“仁政”的渴望的強烈，可以想見。朱元璋參加反元斗爭第二年，在他初步擺脫對郭子興依附的時候，便理解到這一點，他確定以漢高祖劉邦為效法的榜樣，不亂殺人。後來他行軍打仗都注意軍紀，為自己樹立一個仁者之師的形象。這種作法也為自己最大限度地爭取各個階層的人物。

 其三，朱元璋出身貧寒，懂得“國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的道理，在爭奪天下的斗爭中，非常注重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努力實現儒者朱升關於“廣積糧”的告誡。龍鳳四年（1358）朱元璋任命康茂才都水營田使，命令他負責興修水利，並分巡各地，在其占領區內修復和建設農田水利設施，為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提供了物質條件。朱元璋還推行屯田軍墾，開放無主田地，後來還一度實行土地誰種誰有，這些不僅為其軍隊提供了大量的軍糧，而且提高了其所統治地區的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為實現國家統一奠定了基礎。

 其四，在政治軍事活動中朱元璋禮賢下士，網羅大批的儒生才士；對於老百姓則貫徹孔子所說的“民無信不立”的原則，改變“山大王”短視作風，建立可以取信於民的政策和法制，這是有利於“挽頹風立紀綱”的，克服元末政治窳惰腐敗、政風疲軟的亡國氣象。

 上述四項是基本點，也可以說是光明正大的規則，當然也還有一些只能實行、不能與外人道的“潛規則”，這在為打天下作策劃的策士們思想上表現特別突出。如法家、縱橫家、陰陽家、兵家的一些理論，但是它們多體現在戰術和策略上。

 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都是一些常理常情，沒有什麼特別神奇的地方，所謂“王道本乎人情”也就是這個意思。這在以宗法制度和小農自然經濟為基礎社會中，它就能為大多數人所接受，一些歷史學家把它稱為是地主階級的政治主張也不算錯，因為在中國古代宗法社會里地主與占人口大多數的小農無論從空間、時間上，還是從利益權利上很難截然分開。它又在自然經濟下是政治學原理與政治操作的思考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中國古代文明是發展得最成熟的農業文明，世界上再沒有哪一個地區的農業文明中誕生過如此高水平的政治和軍事文化了。

 在中國社會現代化以前，無論哪一個階層的人，只要他參與爭奪國家權力的斗爭，並要在斗爭中取得勝利，就不能不運用這個政治文化，或者公開以之為號召，或者暗地使用。否則，就很難取得預期的結果。太平天國已經占領大半個中國，其勢力強大的時候遠過於朱元璋在金陵登基之時，但卻最終還是以失敗告終。其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們不尊奉傳統政治文化（至少在口頭上如此）和社會文化，要與還生活在傳統文化中的人們“對著干”，對被絕大多數國人所崇奉的孔子大張撻伐。他們過分地相信了自己那支特別能戰斗的軍隊，最後仍然沒有逃脫滅亡的命運。雖然那時已經有異質的政治文化傳入了（例如基督教文化），但是它還沒有發展到為廣大人民群眾能夠理解和接受的程度。

 朱元璋確實是當時“逐鹿”群雄之中的佼佼者，他領悟力強，又勇於實行，並且在不斷的實踐中隨時總結經驗教訓，最終登上了龍庭，建立延續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愛思想網站 2015-0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