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01年11月12日晚上7：00－8：30

地點：理教103

主講：葛兆光（清華大學教授）

剛才盧教授對我的介紹讓我不知所措，就像攝影師把鏡頭擺在你面前，使你不知道手應該放在哪裏。現在很多人都喜歡在自己的名片上印上各種各樣的頭銜，我有一個朋友他在做名片時，把自己所有的頭銜都印上去了，但就是忘了把自己的名字寫上了。盧教授對我的介紹也差點使我忘記了自己的名字。

我今天要談的是我自己的一些感想。近年來，文史行當出現一些新變化，我想就這個問題談談我的感想。但是很抱歉，我這兩天一直在開會，所以我不能在我原來的提綱裏面加上一些和文學史有關的內容。另外，我本來應該帶一些實物，比如圖片之類的東西來的，但也沒有帶過來，所以今天就只能一切從簡了。

我今天的題目是《近年來文史研究的新變》，這個新變不是已經發生的變化，而是我所看到的，近年來中國文史研究領域的變化痕跡，是我所感覺到的在文史領域可能出現的變化，以及這些征兆表現在哪裏。大家都知道，研究當代歷史1989年是一個分水嶺。在89年之前，政治、學術、思想領域大家是勁往一處使，心往一處想。在80年代以前，無論在什麽情況下，學術界基本上有一個同一性。89年之後，這種同一性開始漸漸瓦解，不同的思路，不同的想法開始出現。這使得學術界和整個社會呈現出一種淩亂的現象，大家找不到共同認可的思路。文史領域也出現了一些讓人覺得很微妙的變化。我們現在都習慣歷法上的時間的標志，但是在我心中，1895－1989是整個思想界、學術界的20世紀。89年之後，學術界的20世紀結束了。89年蘇聯解體之後，傳統的、現代的、西方的、東方的等等所有的東西擠在一起，這些東西沒有共同的標準、共同的基礎。大家各找各的依據，各找各的預設，於是出現了不同的思路和方法。變化在這十年裏越來越展現在我們面前。我今天只是從文史角度談這種變化。

一、90年代許多原來天經地義的東西開始出現動搖。

我們可以用“預設”、“依據”、“基礎”、“常識”等等來解釋這種天經地義。現在的研究者開始反省過去習以為常的東西。大家考慮到一點：過去認為不需要考慮，作為起點的東西是否可靠？大家都知道交流的基礎是：共識。人與人之間的共識越多，講話就越簡單。侯寶林有一個相聲，說的是弟弟夜裏起來到外邊上廁所，哥哥問：“你幹什麽？”弟弟說：“上廁所”。可是同樣的事情，在天津話裏卻是：“誰”？“我”！“嗎”？“尿”！人與人之間溝通的道理就是：越熟悉講話越簡單，有時候會心一笑，交流就完成了。

在文史研究領域，過去有許多共識是無需討論的。可是到了90年代，這種同一性開始瓦解。大家不斷開始反省預設，反省“日用而不知”的東西。用一個比喻：你憑什麽相信幾十斤重的鐵桿在天上飛而不會掉下來呢？要想坐飛機的人是不會考慮這個問題的，它涉及空氣動力學的原理。還有一個例子：你憑什麽相信信用卡裏面有錢？

可是不必討論的東西是否真的不必討論？不一定。

人最怕碰到的就是傻瓜，傻瓜會不斷地問為什麽。聰明人被傻瓜問上二十個問題就會糊塗。傻瓜的預設和普通人的預設是不一樣的。美國電影《超人》裏有一條短褲是刀槍不入的，有一個傻瓜就問他：“那最初你媽是拿什麽裁剪的？”

我們過去對中國古代文明有許多大大小小的預設，但是實際上，這些預設是值得思考的。舉個例子來說，法律裏有“無罪推定”和“有罪推定”。無罪推定就是假定一個人是無罪的，辛普森案件用的就是“無罪推定”。我們當時看電視的時候，都覺得辛普森是殺了人的，但是他最終靠“無罪推定”得以逃脫法律制裁。“有罪推定”就是你預先假定某個人有罪，像我們過去就是用“有罪推定”。它先假定你是一個壞人，然後找證據。像《偽書通考》和《續偽書通考》，就是假定沒有被證明是真的東西就是假的。李學勤主張走出“疑古時代”，也有人相信“信古派”。

在我們的文史研究中有許多預設，我們是事先不去想的，比如對道德、理性的判斷；對民族、國家的正當性的認識；向現代性發展的合理性等等。人們過去認為“國家”是天經地義的單位。文學史上常講“愛國主義”，可是什麽是愛國主義呢？國家的統一性實際上是在文化多元性中建構起來的。有些現代西方學者認為：國家是被語言文化建構起來的想象共同體。這個學者在他的《想象共同體》一書中寫到：印度尼西亞有許多民族和宗教，他們是怎樣認同印度尼西亞的呢？他認為印尼的各種民族和宗教是通過廣告、歌曲、想象等被人們當作一個認同單位的。日本學者經常提倡亞洲主義，這個說法我非常反對。什麽是亞洲主義呢？亞洲的各個國家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哪裏有什麽共同性呢？日本人提倡“亞洲主義”的說法有兩個目的：一是使日本有連帶性，二是給日本侵略中國找到借口。據我的了解，中國除了孫中山之外，都不太接受“亞洲主義”這個說法。法國有一位學者註意到：非洲大湖區的土著居民，在反殖民時不斷虛構、想象他們的民族共同體。他們通過這個想象共同體去爭取獨立。

現在我們以具體文史領域為例。中國的文明制度是怎樣建立起來的？過去我們都不考慮這個問題。是否中國古代一開始就有文明的意識，然後不斷構建這個文明？是否中國古代一直就相信這個文明？或者說這些文明在古代是否真的文明？許多現代認為文明的東西在古代並不認為是文明的，相反，許多現代認為不文明甚至極不文明的東西在古代恰恰是文明的。所以所謂的合理是一個不斷建構的過程。

通常歷史書上告訴我們：古代中國人的道德理性強，而宗教觀念相對淡，所以不會有極端的宗教狂熱。如果我們把這個認識當作值得懷疑的東西往下追問，我們就會發現古代的文明並不像我們所預設的那樣。中國古代道教有一個殘酷的儀式：塗炭齋，就是把人的頭發捆在舉行儀式的柵欄上，人的臉上塗著黃泥，然後用牲口拉人，不管是在什麽條件下：冰天雪地也好，酷熱難當也好，這個儀式要持續7－14天。我們過去的文明史不太講這個。哈佛大學的教授給我講這個時，我想：中國是不是只講文明，不講不文明。但是仔細一想覺得不對：我們現在認為不文明的東西，在古代並不認為是不文明的。像釁鐘、釁鼓等在現代看起來都是很不文明的，但是在當時卻是最普通不過的事情。那麽這些我們現在看來不文明但在古代文明的東西在我們的文明史裏到底應該擺在什麽位置呢？《漢書·景十三王傳》裏有許多我們認為野蠻透頂的事情，但是在當時的人們看來卻是正常的，所以當時的人不會覺得驚詫。裏面記載了劉淇（漢景帝的後代）跟他的姐妹發生性關系，還有他的兒子劉qu把他自己不喜歡的女子都變成肉醬，有的還把骨頭都砸碎。這些行為在我們現代人看來是極不文明的，但是它們並沒有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現代人所謂的文明觀念已經改變了很多。

我們現代人都認為中國古代是講“男女授受不親”的，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但是據我了解，在南北朝時（公元4－5世紀），居然有以男女性行為作為主要行為的道教儀式。而且，當時是在很多人面前發生這種行為的，並且不是在夫妻之間。我們說的實際上是習以為常的觀念。比如唐玄宗娶楊貴妃在現代人看來是亂倫的行為，但是在當時的人們中間並未引起軒然大波，這就說明這種行為在當時是有接受環境的。我們現在還說女子身體是隱秘的，但是在宋仁宗時期，司馬光曾經給宋仁宗上書，建議他不要經常去看女子裸體相撲。文學史上討論李清照的改嫁問題，我就覺得這個問題沒有討論的意義。我們講的許多古代文明都是我們後設的，我們認為古代就文明，可是什麽是文明，什麽是不文明？有些天經地義的東西可能是後設的，當我們穿過這些後設，重新來看這些東西的時候，可能就會不一樣。

90年代，原來的很多規則、原理都已經不再帶有那麽大的強制性了。90年代開始重新檢討古代思想、古代哲學和古代文明。經過這些檢討，可能會發生一些跟過去不一樣的變化。所以我認為第一個變化是：過去認為天經地義的東西可能真的要改變了。

二、文學史研究領域裏大家重點關註的領域的變化。

過去的文學史、通史大家關心的東西差不多，90年代，大家回過頭來看，發現人們的註意力已經從中心轉向邊緣、從主流轉向支流、從經典轉向世俗。大家知道，20世紀以後，文學史、歷史、哲學史作為學科建立起來就有整套模式，有固定的格套。過去人們的目光都集中在經典和精英身上。文學史、歷史、哲學史逐漸建立起一套圖象，讓我們感覺歷史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看東西最看不透的是自己的視網膜。看電視時有一個電視鏡頭在那兒，引導你的眼睛看什麽、關註什麽、想什麽。“9·11”事件之後，我們看電視覺得拉登無處不在，覺得炭疽病菌無孔不入，覺得美國深陷在恐怖之中，但是實際上這是被電視誇大了的，我們是被電視控制了。同樣的道理，我們看文學史、歷史和哲學史時就被書寫者控制了。假定我們能活100歲，再回過頭來看20世紀的歷史，我們可能會說：“書上寫的歷史怎麽和我過的生活不一樣？”這是因為書寫者是用紅頭文件、頭版頭條來建構歷史的。不要說活100歲，我現在50歲，看到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就覺得和我記憶中的是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要了解20世紀的歷史，與其看正規書寫出來的歷史，還不如看流行的電視劇、流行歌曲排行榜、流行廣告、還有美女小說、街頭報攤等。我有一個習慣就是隔一段時間就會去街頭的報攤看看最近流行什麽報紙、雜志。還有網上的帖子，我覺得這些東西才是真正和你生活的歷史最貼近的。只有這些東西才可能重現當時的場景。1998年美國的普利策獎給了《接受失敗》這部作品，作品寫的是二戰之後的日本歷史。作者所使用的資料是卡通、流行歌曲、電影以及網絡等，通過這些東西來展現日本人在二戰之後的心理變化。

我們的文史行當發生的巨大變化就是對大眾文化的關註。台灣最好的研究機構是歷史語言研究所。這個研究所關註的是新史學，這個史學“新”在它是社會生活史。這個研究所集中了很多人研究社會生活史。他們關註社會生活史裏的醫療問題，特別關註人的身體。疾病的流行，通過這些去探索當時人的生活和思想。

台灣、香港和大陸的學者都非常關註皇歷，我想除了《毛主席語錄》之外不會有別的東西的印刷量超過歷書。現存中國最早的印刷品是唐代頒布的歷書。我們過去文化史、思想史都不談這個東西，但實際上，歷書和皇權有很大的關系。如果我們研究歷書，我們就可以政治上的事情，也可以了解當時普通人所需要具備的東西。因此，歷書可以告訴我們兩個方面的東西：一方面是政治史上上層的東西，另一方面是生活史中下層的東西。

關於民間宗教儀式，現在大家關註的是儀式之前有什麽分配格式。比如，重慶有一個街隆鄉，在宗教儀式進行之前都要演戲。調查就看哪些人坐中間，哪些人坐邊上，戲錢是誰出的，出錢的人享受什麽權力。最後發現坐中間的是同姓的人，給戲班子的錢是公攤的，但是跟戲班子吃夜宵的人變了，不是村長或村支書而是較有錢的、年長的、同姓的人。

再舉一個過去人們不研究，但是現在開始關註的現象，那就是中國村落之間互相聯系的方法。我最近看了一本書叫《水井》，講的是浙江的一個小縣，水井是人們傳播消息的中心，婦女們在一起洗衣服互相拉家常，所以消息很會一傳五、五傳十、十傳百地散布開來。但是自從裝了自來水之後，人們的關系發生了變化。這本書就這樣把歷史、社會等等很多東西通過水井這個很小的東西糅合在一起。

再舉個例子，研究文學史、思想史的人都不太註意教科書和隨身攜帶的常識性的書。實際上，許多天才都是從啟蒙書開始的。現在一些人開始註意“敦煌小類書”，又叫“隨身寶”。通過這些小類書，來發現當時人們普遍的常識是什麽，啟蒙書是建構後來天才思想的基礎。

法國的羊鑒學派把歷史研究從上層轉向下層，這個轉向對中國海峽兩岸的人發生過很大的影響，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建議大家看兩本書：《國文神跡》和《蒙塔尤》。《國王神跡》講的是法國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相信國王的觸摸會治好人的皮膚病。作者布魯克分析說這是想象的、虛構的，但它增強了世俗權力的地位。大家知道，在法國教會和政府之間的權力之爭是非常激烈的。世俗權力是受教會權力控制的。國王觸摸人的頭頂的說法是得到教會的認可的，但它最終瓦解了神學。由於大家普遍的“心誠則靈”，所以它像心理治療一樣，最終真的治好一些人的病。《國王神跡》就這樣講了歐洲世俗權力和教會權力之間的轉化。《蒙塔尤》講的是一個異教徒在“蒙塔尤：這個地方接受審判，作品把“蒙塔尤”這個小山村通過這件事情和大的社會生活場景聯系在一起。 

並且由於這次記錄審判的人最後成了教皇，所以蒙塔尤這個地方成了法國的旅遊聖地。

在90年代以前，我們的歷史關註帝王將相、社會精英，但是90年代之後我們的歷史研究把目光投向了另一個方面，那就是社會下層的普通人們，這在不久的將來會影響我們的研究路向。

三、研究資料的變化

過去歷史研究者喜歡普通的傳世文獻。現在這個領域發生了變化，大家的關註點轉化了，很多過去不能進入文學史、歷史、哲學史研究的資料進入了我們的視野。最重要的資料主要有四類：

1、考古發現。我們過去對考古資料不太重視，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我們習慣接受的考古在兩漢以前；二是我們習慣接受有文字的材料，沒有文字的就不理它。當然，有文字的東西還是我們應該最關心的東西。70－90年代，沒有文字的部分給我們很大的沖擊，這些東西對我們習以為常的政治史、思想史、法律史等構成了很大的挑戰。

2、田野調查材料。從地上文獻到地下考古文獻到田野調查，這可能是一個發展的路子。而且這三者應該是結合在一起的。中國歷史連續性強，斷裂性不明顯。做田野調查可能找到與古代互相對證的東西。搞過田野文獻的人會對考古、歷史、文獻有更深的了解。《天工開物》裏有一段是講做瓦的，我給我的學生看，他們無論如何也不知道瓦是怎樣做出來的，我自己是會做瓦的，我原來在農村以打瓦為生。《天工開物》對做瓦的過程描寫得很完整，但有一處小小的錯誤。

再舉個例子，1939－1941日本在華北地區做了一次最大規模的調查，調查的範圍極廣，包括風俗、人口、建築等等。裏面還講了北京順義沙井村。我看了材料之後，非常驚詫。如果把這個1939－1941年日本人做的調查資料找出來，再把1948年法國人在華北做的調查資料也找出來，最後我們自己做一個現在的同樣的調查，我們就會發現很有意思的變化。經過了五六十年的發展，中國的宗教結構、信仰等已經發生了變化，這個變化用流行的話來說就是“現代性誤區”。田野調查的東西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古代中國。

3、對圖象的重視。這並不是為了迎合“讀圖時代”，而是因為我們過去沒有重視圖象所包含的思想和意識形態。我再舉幾個例子，是我自己的，這不是說我的例子就是好的，而是為了方便，所以就拿我自己的例子了。過去也有人研究圖象，但是把圖象還原成文字，說這個圖象反映了什麽。我覺得我們應該註意圖象所特有的東西，像比例、色彩和構成方式等。明代的海防圖一定把外國畫在上面，把中國畫在下面。在明代已經非常清楚地確定了“上北下南，左西右東”的原則，那麽它為什麽還要這麽做呢？這是因為在明代人看來，是有內外之分的，上就是外，所以要把外國畫在上面。

1896年，光緒皇帝曾經在上海定制送給外國使節的扇面。扇面上是一幅地圖，這張地圖把日本畫得很大，相當於中國面積的四分之一。為什麽他們要把日本畫得那麽大呢？因為他們覺得當時是大同時代，所以要把外國畫得大一點，不要讓他們覺得我們看不起他們。大家都知道，過去的中國地圖都是把外國畫得特別小，而且是畫在邊邊角角上的，這樣以示天皇大國的偉大。但是在光緒皇帝的時候，地圖的畫法就出現了變化，所以我們可以從地圖中分析出思想史和意識形態的變化。

15、16世紀的歐洲書籍裏面把中國人畫得很古怪。《自然之書》把東方人畫成只有半個腦袋的，當然中國有《山海經》，裏面也把外國人畫得很難奇怪，所以誰也不虧。其實有一些畫原來是寫生的，只是印刷的時候發生了變化。摻進了想象的成分。

明末清初，中國人畫外國人就變了，畫的外國人都非常準確。這是因為中國已經承認外國了，用一位西方學者的話說就是“中國從天下到萬國的時代到了“。賽德有一本書叫《東方學》，書裏講西方人建構了一個東方國家，他想說的其實是：東方人也建構了西方國家。

從建築上看，孫中山陵墓，還有蔣介石的總統府以及毛澤東的紀念堂，我覺得在某種意義上都是一樣的，都是坐在中間，兩邊對稱。包括一些現代領導人的安排都是這樣的。呆板的對稱不見得好看，但是對稱背後的東西非常有意味。我和朋友聊天的時候，聊到北大和清華的建築有什麽區別，我們註意到一個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清華的校園是用西北區、東南區命名的，而北大都叫做什麽“燕南園”、“朗潤園”、“蔚秀園”。清華對北大說、；你們是學文的，就給我們學校的路起些名字吧。

羅蘭·巴赫到日本東京之後，繞著皇宮兜了一個圈子，回來後就寫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是他的體驗，但也是深刻的洞見。他在文章裏寫道：東京繁華、喧鬧，但是中間有一個巨大的“無”，非常安靜。因為所有的‘有’都必須圍繞著這個‘無’轉。”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佛，佛是空的，他不在但又無處不在。文章還讓人聯想到東京有很強的政治性，是一個政治中心。所以我覺得這個作者真是天才。

有一幅江戶時期的東京圖：皇宮在中間，周圍按身分和等級的不同輻射開來，我覺得這幅地圖就是日本的階級、階層的空間代表，是很好的分析對象。北京和西安的格局是一樣的，上海不一樣。中國最早不按中軸線展開的京城是杭州。

4、除去經常使用的文獻外，邊緣文獻進入視野。

很多人不夠關系文獻，大家看來看去就是那些文獻。我自己就是研究文獻的，我想大家能不能使用其他文獻，使研究的視野和研究所能依托的文獻更寬一些。我這麽說不是讓大家都去搞文獻。哲學上，如果大家都按照孔孟老莊二程朱熹的路子去研究，那當然找來找去就是那些文獻，用來用去就是那些資料。但是如果換一個研究的視野，很多資料就會進入我的視野。我有時會幫別人審稿，我發現大家都在用相同的文獻，這些文獻都被炒熟、炒爛、炒糊了。而另外一些文獻卻無人問津。

有些人說我是搞唐代的，宋代的資料我不管；有人說我是搞清代的，明代的文獻我不管，大家為什麽要這樣畫地為牢呢？中國的成語很多像：故步自封、刻舟求劍等等，大家為什麽要把這些詞拿來諷刺自己呢？學科在建立的時候會提供一些資料，但是這是權宜之計，是為了方便人，它不是要限制你的研究範圍。如果我們還是局限於教科書上，那麽我們不會有任何進展。難道中國的文學史。中國的通史、中國的哲學史就是書上的那點東西嗎？如果我們能夠改變我們的視野、擴大我們的文獻，那麽文史研究就肯定會出現新的變化。

我有一個研究佛教的朋友，他有一次遇到我的時候問我：“你知道我現在在幹什麽嗎？”我說你不是早期的佛教研究完了，研究晚期的，就是佛教研究完了，研究道教。他當場說我的這種思路是受了教科書的毒害的。他打開房間讓我看他收集的兩萬多張日本早期開戶時代的圖片，他說他要圖片中所反映的意識形態的變化的研究。

如果我們的預設立場、研究領域、文獻資料這三個環節發生變化，雖然這些未必做到，但是一旦這些東西都能變成現實，我想人文科學還是有希望的。（愛思想網站 2001-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