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今天就不需要再談“人性”了嗎？

答：能不能不這麼一概而論，而將問題掰成許多切分音符？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後，神性力量及其光環已經消褪，人的時代來臨了，但是，並非那個大寫的人，而是各種小寫字體、小字號的人們。在今天，還有什麼事情不是以人的名義之下做的？人還有什麼不能做和沒有做的？我敢保證，那些貪官們，必定是以他自身“人性”的名義，以他自己“人性”的需要，從事不止一種腐敗活動，危害國家和人民。比如貪欲、情欲、專斷任意、結黨營私、厚顏無恥，哪一項不是可以在人性中找到出處和解釋？

問：換個問法，那我們不談“人性”談什麼？…

問：我們是報紙，能不能用更加簡單明了的語言？

答：這樣說吧。在教室里我經常對學生說，你們一不會種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打仗，手不能提籃肩不能挑，你們憑什麼在這個世界換取物質生活資料呢？那是因為你們提供夢境。當放映影廳里燈光亮起，就是你們的天下，你們是夢的主宰。夢意味著在現實里不能實現的那些東西。因為生活中不能實現，某些心理能量不能釋放，於是就投射到眼前的銀幕中去了。在生活中不能達成的，通過電影來完成。那句有名的詩句怎麼說來著？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電影更進一步，是替別人做夢。就一般情況來說，至少就商業片來說，假如你不能在電影中釋放觀眾的某些夢想，而將它完全等同於現實，與現實一模一樣，甚至低於現實，那麼觀眾到電影院里尋找什麼呢？…

為了《阿凡達》，這幾天的記者采訪比較集中。因為發表過“大片中的價值”等議論，所以問題主要集中在這方面。現根據作答內容，將它們整理出來，是希望不要再在電話里當“復讀機”。

電影是個夢，不是二人轉

問：電影有商業價值與文化價值，《阿凡達》的成功，是因為商業價值還是文化價值？…

崔衛平：這個問題非常好。舉個例子，“父母皆禍害”小組的討論里，有些成員提到他們的父母是小學老師。我一直覺得小學老師其實蠻艱難的，一般來說小學老師應該是面對15個人到25個人的課堂比較合適，我們的小學老師一堂課面對五六十個人，一個人要把五六十個孩子管好了，我覺得讓他們陷於非常疲憊的狀態當中。

再一個，小學教育是給孩子打基礎的階段，老師當然希望學生好，但是他們做起來很吃力，除了剛才說的學生太多導致疲憊以外，我們整個社會缺少良好的、正面的價值支持。他們面對基礎教育，基本的不要撒謊、不要做小動作這些看似最平淡的規範，在我們的社會當中恰恰得不到支持。…

很多父母處於恐懼當中，因為他們的生存恐懼和各種各樣的恐懼，使他們自己惶恐不安，所以對孩子沒有把握。他們自己就像在大海里溺水似的，對自己都沒有把握，對孩子也產生無法控制的恐慌。我覺得人可以踏踏實實在陸地上走啊，如果你自己不恐懼，有自信，一般也能做到培養孩子獨立。

時代周報：我們接受的教育和信息里，常常會強調母愛是完全無私的、父母對子女是無條件的愛，反過來子女也應當“百善孝為先”。你覺得這樣的表述有沒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PART 2  家庭教育的核心是“獨立”

時代周報：你覺得為什麼在中國的家庭里，愛和自由往往會形成一種矛盾？父母常常會下意識地以愛的名義來約束孩子，例如“因為我愛你，所以你必須聽我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你好”。…

訪談者：時代周報記者  喻盈

受訪嘉賓： 北京電影學院基礎部教授 崔衛平

PART 1  這些孩子很了不起

時代周報：豆瓣網“父母皆禍害”小組里有這樣一種討論的聲音：中國人所強調的在家庭中對父母的孝順，與對皇帝的臣服是同樣一種邏輯。你怎麼看？中文里孝和順這兩個字為什麼會放在一起？…

炫耀的強權與被沈埋的人們在詩人身上進行拉鋸，就像曾經不同的力量在爭奪和分割他的家鄉，他的祖國。他自己經歷的下面這個故事，同樣體現了他面前世界的分裂。1949年夏季的一個夜晚，作為錦衣玉食的外交官他去參加一個聚會，在“美好的世界”里喝酒、跳舞，直到淩晨四點才回家。夏天的夜晚很涼，他看到了幾輛滿載著犯人的吉普車。在場的士兵和守衛穿著兩層的軍大衣，而那些囚犯們身穿夾克，凍得渾身哆嗦。“那時我明白了我是誰的幫兇”。…

阿爾法寫出了他的新小說，關於納粹期間的華沙生活。米沃什這樣評論道：“阿爾法在被蹂躪的城市中給我們讀他的小說時，當時那可是‘熱門的話題’，卻讓我們時常有一種奇怪而不自在的感覺。他竟然這麼快就利用這些題材做文章，而且處理得如此順暢。成千上萬的人在我們身邊受盡折磨致死，把他們所遭受的苦難如此迅速地轉化為悲慘的戲劇場面，這樣做，在我們看來，簡直是不成體統。”這里指的是，對於那些身體還未涼透的人們，要有一種敬畏和距離，而不是馬上給他們塗上胭脂。寧願站在沈默一邊，也不要站在喧嘩一邊。寧願失語，也不要背叛心中悲哀肅穆的感覺，更不要馬上去學會強權者的語言和腔調。…

米沃什形容為“這是一隻蒼蠅反抗兩個巨人的搏鬥”，其中一個巨人（俄）比另一個巨人（德）更有耐心，等待著蒼蠅被一個巨人殺死之後它才出場，始終按兵不動。結果是，兩個月內華沙上空濃煙滾滾，手中武器為手槍、手榴彈、燃燒瓶的人們，完全不能抵擋來自德軍的轟炸機、坦克和重炮，二十萬人痛苦地死於殘酷的巷戰，華沙變成一片廢墟。幸存者逃進了森林，如果仍然忠誠於他的波蘭祖國，而不是屈服於蘇聯紅軍，會被當作“起義的法西斯”。擺在他們面前的只有一條死路，在這種情況下，所謂“忠誠”，便顯得無效、愚忠、狂熱甚至可笑。…

波蘭歷史學家亞當·米奇尼克（1946——），在自己最困難的時候想起了詩人米沃什的詩句。1982年米奇尼克寫道：“當你獨自站立，眼睛遭到催淚瓦斯的刺激，警察在你面前晃動著手槍——在這漆黑的、沒有星光的夜晚，多虧了你最愛的詩人，你能夠清晰地看到——“雪崩的形成，有賴於滾落的石子翻個身（切·米沃什）。於是，你想要成為那塊扭轉事件方向的石子”。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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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工作凱特曼。一個學者能夠做到嚴格按照黨所指引的方向，做符合某個要求的報告。

懷疑論者凱特曼。即犬儒主義凱特曼。

形上學凱特曼。在原有的宗教背景之上，理解新信仰帶來的處境，覺得這未必不是一場新的、不可或缺的贖罪煉獄。…

某種情況很像是在王小波的小說里發生的。比如《革命時期的愛情》里的王二，作為在豆腐廠工作的工人，他需要在輸送豆漿的低空管道上行走，乃至這成了他的一樁愛好，很難說這僅僅是因為工作的需要。革委會主任老魯不停地要捉拿他，他必須不斷逃離。讀者或許產生這樣的印象，老魯想要捉拿他的外在現實，變成了他的內在要求，這樣他正好可以捉弄老魯，以對方的邏輯，借此戲弄對方。他東躲西藏卻又拋頭露面，他在空中飛來飛去卻又不斷落地。

有一次他被老魯抓住了衣領，但那個領子是白紙畫的，輕輕一掙脫就被撕成了兩半，他本人就如斷了尾巴的壁虎一樣逃走了。還有一次他真的被老魯抓住了，直不楞登地倒在地上看似氣絕身亡。老魯嚇得趕緊把他往醫院送，送出廠門他就活蹦亂跳了。氣得老魯說，下次王二再沒了氣，不送醫院，直接送火葬場。…

米沃什揭示了某個晦澀的深層心理結構：深層是個人前途及道德危機，人們能夠感受到的卻又是發自內心的服膺（臣服），他沒有把這個過程說成是出於外在壓力。面對一場“精巧的辯護”這種批評，米沃什的回應是，他只是誠實地寫出了自己看到的東西，將不同聲音、不同人們自己的解釋、理由寫進書里，他提到了巴赫金的多聲部敘述，而沒有為了仇恨或怨恨，將事情簡單化、符號化，更沒有迎合一些等待在那里的人們的需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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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功。不僅是獲得未來人生的成功，正在發出召喚的未來，也需要一個當下的行為，就是成功地克服自己。某個作家需要接受一些“手術”，而他周圍已經有人經歷過了，他們現在正以同情和鼓勵的眼光看著他。跨進一個新的大門對他並非易事。從前習慣了絕望與否定的語調，現在的任務是要換一種肯定的和歌頌的。他突然發現，這是能夠做到的。於是，他終於“度過了轉折期”，一條金光大道似乎在他面前無限展開。

表面上人們更多表現為喜氣洋洋，像被集體施了催眠術一般，臉上掛著那種沈默詭異的表情，從此不再開口。米沃什的觀察力是驚人的。他強調，在波蘭作家當中提倡“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一件比較晚的事情。而在短短不到兩年之內，他已經感到不能忍受，意識到了後面即將到來的一劫不復的精神災難。…

在這種總體形勢下，實際上並無選擇。擺在人們面前的，就是如何不要被甩下來，如何適應這種形勢，如何與眼前的局面達成妥協。米沃什用“開船前的恐懼”來形容這種精神狀態。社會危機和個人身家性命的危機，使得人們忘記了他們自身的精神道德危機，忘記了他們的道德困境和道德上的要求。人們把這個事實輕輕地壓下了。恥辱印在他們的腦門上，他們盡力想要忘卻。…

“被禁錮的”一詞在波蘭文里，有“使信服”、“使信任”，以及“被奴役”的意思。如果存在奴役，它也並不僅僅是強迫的，而是有著心甘情願的意味。新信仰也許帶著迷人的微笑，令人折服而不僅是壓迫，這使得這本書擁有了極為豐富的闡述空間。

這本書也會讓年輕的中國讀者，面對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那批人們，有一個平行的了解。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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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某種意義上，米沃什的這本《被禁錮的頭腦》，比喬治·奧威爾的《一九八四》更加富有意義。奧威爾的那本是預言幻想小說，重在描寫人們在巨大的外部壓力及恐懼之下，如何思想變形，完成了從屬和歸順的過程。身在英國的奧威爾，並沒有親身經歷俄式極權主義，沒有看見它是如何從一個社會內部成長出來。實際上任何被稱之為“怪胎”的東西，都不可能僅僅是外來的，“被植入”的，而是有其自身深刻的歷史、文化及人性的根源。米沃什寫在1951年的這本，重心放在了當時人們如何從自身的處境、困厄及個人野心出發，自覺並入強勢力量，最終變成了壓力的一部分。書中所見所聞，為作者本人親身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