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某種意義上，米沃什的這本《被禁錮的頭腦》，比喬治·奧威爾的《一九八四》更加富有意義。奧威爾的那本是預言幻想小說，重在描寫人們在巨大的外部壓力及恐懼之下，如何思想變形，完成了從屬和歸順的過程。身在英國的奧威爾，並沒有親身經歷俄式極權主義，沒有看見它是如何從一個社會內部成長出來。實際上任何被稱之為“怪胎”的東西，都不可能僅僅是外來的，“被植入”的，而是有其自身深刻的歷史、文化及人性的根源。米沃什寫在1951年的這本，重心放在了當時人們如何從自身的處境、困厄及個人野心出發，自覺並入強勢力量，最終變成了壓力的一部分。書中所見所聞，為作者本人親身經歷。

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2004），波蘭詩人。當他1980年獲諾貝爾文學時，他在美國伯克利大學斯拉夫語系教書，在波蘭故鄉他的作品不能出版，不能在課堂上被提起，只能以地下的方式加以流傳。曾經有人運用氣球，將這本《被禁錮的頭腦》，從美國降落在他母語的土地和山巒上。他被隔離的原因在於開始寫作這本書的早些時候，他從波蘭駐法國使館文化參讚的位置上離任出走。

巴黎很少有人理解和接受他。時值冷戰初期，巴黎的知識分子如薩特、波伏娃正陷入與斯大林主義的調情，這書被視為“美帝國主義的宣傳品”。巴黎的波蘭僑民不相信“新信仰”的建立，不是出於恐懼和投機，是由於有人真心相信了某些“真理”，指責他在為共產主義“做宣傳”。一位巴黎的心理醫生認為，一個人已經在現有體制中擁有體面位置，居然還要流亡他鄉，一定是瘋了。在極度十分困難的情況下，給予他支持的人中有兩個光輝的名字：法國作家加繆和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後者為他這本《被禁錮的頭腦》的德文版寫了序言。

他本人之倔還在於盡管饑寒交迫，但是他不拿自己的故事和身份去賺。他是唯一一個不給“自由歐洲”寫稿的流亡作家。很多年內他為自己出走的選擇，感到“罪過”和“羞恥”，這種感覺伴隨了他的一生，認為那除了是一個災難，而不是別的。1960年他去了美國一呆三十年，一邊教書，一邊堅持波蘭語寫作。“忠實的母語啊/我一直在侍奉你。//每天晚上，我總是在你面前擺下你各種顏色的小碗。……命運鋪開一面紅地毯，在一出道德劇的罪人面前”。（《我忠實的母語》，綠原譯。）

冰凍解除之後，米沃什於90年代初回波蘭，病逝於克拉科夫。他的詩歌與其他散文作品在中國一直有出版。80年代末，老詩人綠原譯出了米沃什詩選《被拆散的筆記簿》，成為許多中國詩人的最愛。近些年，陸續有《米沃什詩選》、《米沃什詞典》、《詩的見證》問世。這本《被禁錮的頭腦》，在人們翹首以盼很久之後，終於有中文版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