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禁錮的”一詞在波蘭文里，有“使信服”、“使信任”，以及“被奴役”的意思。如果存在奴役，它也並不僅僅是強迫的，而是有著心甘情願的意味。新信仰也許帶著迷人的微笑，令人折服而不僅是壓迫，這使得這本書擁有了極為豐富的闡述空間。

這本書也會讓年輕的中國讀者，面對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那批人們，有一個平行的了解。

二

米沃什來自立陶宛一個貴族家庭，他出生的年代，立陶宛屬於波蘭。他的家族屬於說波蘭語的上層社會。當時的立陶宛首都維爾諾，是一個十分國際化的城市。米沃什有一位堂兄，為立陶宛駐法國外交官員，用法語寫詩。米沃什與他的年輕同伴之間，也有一個先鋒詩歌的小圈子，他後來回憶道：那時候一個維爾諾的年輕詩人頭腦中所想的問題，與一個法國年輕詩人沒有什麼分別。在當時國際主義思潮的影響下，青年米沃什為自己的富有家庭感到羞慚。

如此美麗一個的地方，卻再三被外來強權佔領與蹂躪。米沃什在書里這篇《伽瑪，歷史的奴隸》的開始寫道：“最近半個世紀它曾輪流屬於不同的國家，人們在街道上見到各國的駐軍，每改變一次政權，油漆工的工作量就會增加很多，因為他們要把政府門前的牌子和名稱刷上新的官方語言，城里的居民又得換上新的護照，努力適應新的法律和法令。維爾諾的統治者依次為俄國人、德國人、立陶宛人、波蘭人，而後又為立陶宛人、德國人、俄國人。”

1936年米沃什便出版了詩集，在當地享有文名。他與他的朋友們把自己的詩歌流派叫做“災變論”，年輕人已經清晰地感到災禍就在不遠處。1939年，德國與蘇聯的“里賓特洛甫—莫洛托夫條約”，瓜分了波蘭，立陶宛歸屬蘇聯，紅軍開進了維爾諾。1940年米沃什從維爾諾逃到華沙，參加了左派的地下抵抗組織。1941年這個地方被德軍佔領。1944年，蘇聯軍隊從德軍手中重新奪回和佔領了這個地區。兩次目睹蘇聯軍隊佔領，米沃什將某種看似勢不可擋的力量稱之為“壓路機”。“它沿途粉碎了一切，也粉碎了每個國家人民的希望，使其產生悲觀失望的宿命情緒”。

維爾諾的命運是整個波蘭國家命運的一個縮寫。今天的人們想要在腦海中再現那種場景是很困難的：一方面，是戰爭結束之後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另一方面，是前進中的歌聲、旗幟。這一回，闖入者最大的擅長還在於，將自己描繪成歷史進步的代表，有一套完整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學說，以“新信仰”的名義，要求人們服從。即使在黑格爾那里，歷史仍然以一種“無意識”的方式在演進，處於當事人的視野之外，而新信仰則把客觀發展的“歷史”替換成了“第一人稱”，聲稱他們這些人正好代表著歷史運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