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揭示了某個晦澀的深層心理結構：深層是個人前途及道德危機，人們能夠感受到的卻又是發自內心的服膺（臣服），他沒有把這個過程說成是出於外在壓力。面對一場“精巧的辯護”這種批評，米沃什的回應是，他只是誠實地寫出了自己看到的東西，將不同聲音、不同人們自己的解釋、理由寫進書里，他提到了巴赫金的多聲部敘述，而沒有為了仇恨或怨恨，將事情簡單化、符號化，更沒有迎合一些等待在那里的人們的需要。

三

每本書有其自身命運。隨著時間的推移，歲月的淘洗，該書的第三章“凱特曼——偽裝”，顯得越來越有意義。它不僅適合極權主義的早期，而且對於後期極權主義，同樣有著巨大的穿透能力。

米沃什敏銳地指出，在來自歐洲東部的人，會發現西部的人們，不管是搬運工還是出租車司機，看上去表情坦然，輕鬆而自然，想說什麼就說什麼，而沒有那種內心的緊張、晦澀和難言。受到“辯證法壓力”的人們則充滿了矛盾。人們必須演戲。必須戴上面具。在大街上、辦公室里、會議廳、工廠、甚至在起居室，人們說每一句話必須考慮後果。戰戰兢兢的狀態，並沒有培養起人們道德上的敏感，而是相反：人人心知肚明，知道一切不過是逢場作戲。如果不能中斷，那麼只有越演越烈。

米沃什引用了一百年前法國駐波斯外交官的一項發現，它被稱之為“凱特曼”。按照這位外交官的描述，穆斯林世界的某些人們認為，為了使得信仰免遭世俗世界的傷害，不僅應該對此保持沈默，而且還要公開否認自己的觀點，公開羞辱和貶損自己，采用對方的立場和語言，出席一切在他看來是荒唐的儀式和表演，爭取加入到對方的陣營中去，借以蒙蔽對方，引對手犯錯誤。

如此，人們在強權面前的潛台詞就變成：你要什麼，我給什麼。我正好是你要的那個東西，我是你的邏輯，你的立場。這下你沒有什麼可說了吧。如果犯錯誤，那是你的錯誤，你的不幸和無力，與我無關。你的錯誤由你來承擔，我的錯誤也由你來承擔。因為我就是你。這樣一來，事情的性質發生了變化：本來是被迫撒謊，現在變成了一項主動的策略。他不承認自己是一個被欺騙者，反而認為自己是欺騙對方的人。他不是失敗者，而成了是德勝者。在這種貌似欺騙中，他獲得了某種道德上的優越感。在眾目睽睽之下，這個人眼睜睜地從任何責任感中逃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