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形容為“這是一隻蒼蠅反抗兩個巨人的搏鬥”，其中一個巨人（俄）比另一個巨人（德）更有耐心，等待著蒼蠅被一個巨人殺死之後它才出場，始終按兵不動。結果是，兩個月內華沙上空濃煙滾滾，手中武器為手槍、手榴彈、燃燒瓶的人們，完全不能抵擋來自德軍的轟炸機、坦克和重炮，二十萬人痛苦地死於殘酷的巷戰，華沙變成一片廢墟。幸存者逃進了森林，如果仍然忠誠於他的波蘭祖國，而不是屈服於蘇聯紅軍，會被當作“起義的法西斯”。擺在他們面前的只有一條死路，在這種情況下，所謂“忠誠”，便顯得無效、愚忠、狂熱甚至可笑。

米沃什回憶了他本人與這位道德小說家，一道迷失在華沙起義後的廢墟瓦礫中的情景，他們“發現自己仿佛置身於一個幻想中的月球景觀。這里一片沈寂。”一個意想不到小木板出現了。它吊在一個金屬柵欄上，上面用紅色的漆寫道：“茲比舍克中尉的受難之路”。誰是這位茲比舍克中尉？有誰知道他到底遭受怎樣的折磨？他所攜帶的是什麼樣任務？他是誰的兒子？或許是一個郵政官員的兒子？沒有人知道這些了。那塊木板上的字，就像是“從一個被毀棄的大地拋向天空的一聲吶喊”。一對朋友同樣承受了這個來自死亡邊緣孤獨聲音的巨大沖擊。

那些走向新秩序新信仰的人們，便懷著這樣無邊的絕望。而這也是米沃什本人曾經的思想道路：“他們能做什麼？逃到森林里去？上吊？可是他們想活著，並且樂於接受重建國家的口號，最後逐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這樣說話時，他幾乎是是帶著疼痛喊出來的。

那麼米沃什從什麼地方開始走向“歧路”？他與朋友的分歧出現在何處呢？他並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但是通過他的敘述完全可以找到線索。這位被他化名為阿爾法的朋友擁有一種天生的抽象性，對於概念的興趣遠遠大於對於具體人們的興趣，他的小說中具體的人們及其生活背景，常常被概念所扭曲的，變成服從概念的需要。此類需要也是建立權威的需要。而對於米沃什來說，具體的、活生生的、有名有姓的人們，比任何抽象的概念（方向）要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