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狡詐，我們在英國叫做“鍋里翻貓”，那就是，甲對乙所說的話，甲卻賴成是乙對他說的。

有些人有一種法子，就是以否認的口吻自解，從而影射他人，如同說“我是不幹這個的”。例如梯蓋利納斯對布·斯之所為一樣，“他並無二心，而唯以皇帝的安全為念”。

有的人常備有許多故事，所以無論他們要暗示什麼事，他們都能把它用一個故事包裹起來。這種辦法既可以保護自己，又可以使別人樂於傳播你的話。

把自己要得到的答覆先用自己的話語說出一個大概來，是狡猾的上策之一。因為這樣就可使交談的人少為難些。…

正欲有言而突然中止，一如忽然制止自己似的，這足以使那與你交談的人興趣增加，更想知道你所說的事情。

當人家以為某種話是從你那里問出來的，而不是你自己樂意告訴的時候，這種話是比較有效的。因此，你可以為他人的問題設下釣餌，其方法就是裝出一副與往日不同的臉色，目的是為了好使別人有機會問你這改變的原因安在，就如同尼希米之所為：





“我素來在王面前沒有愁容。”…

我認為狡詐就是一種陰險邪惡的聰明。一個狡詐之人與一個聰明之人之間，確有一種很大的差異，這差異不但是在誠實上，而且是在才能上的。有些人會配牌，可是打得並不好；同樣的，有的人在營求結黨上很能幹，而在別的方面則是無能之輩。懂得人的性格習慣是一回事而明白事理又是一回事，因為有許多揣摩別人的脾氣揣摩得十分周到的人在真正辦事上卻並不怎麼能幹，一個對於人的研究比對於書的研究還多的人，就是如此。



這樣的人較適於陰謀而不適於議論，而且他們唯有在他們熟悉的方面是好的，讓他們轉而對付新的人物就不怎麼有把握了，因此向來那條辨別智愚的準則——“把他們兩個都赤裸裸地派到生人前去，你就可以看得出了”——對於他們是不很適用的。再者，因為這些狡詐的人好像小販一樣，所以我們不妨把他們的商品列舉出來。…

機運好比市場之貨物，稍加耽擱，價格就會發生變化。它又像那位西比拉的預言書，如果能買到時不及時買，那麼等你發現了它的價值再想買時，書卻找不到了。所以古諺說得好，機會老人先給你送上它的頭髮，如果你一下沒抓住，再抓就只能碰到它的禿頭了。或者說它先給你一個可以抓的瓶頸，你沒有及時抓住，再抓到的就是抓不住的圓瓶肚了。

所以，善於在做一件事的開端識別時機，這實在是一種極難得的智慧。例如在一些危險關頭，看來嚇人的危險總是比真正壓倒人的危險要多很多。只要能挺過最難熬的時機，再來的危險就不那麼可怕了。因此，當危險逼近時，善於抓住時機迎頭痛擊要比猶豫躲閃更有利。因為猶豫的結果恰恰是錯過了克服它的機會。但也要注意警惕那種幻覺，不要以為敵人真像它在月光下的陰影那樣高大，因而在時機不到時過早出擊，結果反而失掉了獲勝的機會。…

剛剛出現的事物往往是不美的，正在改革中的事物也是這樣。因為革新乃時間之母所培育出的嬰兒。

然而，創業難，且比守成更難，好的開端可以為後繼者提供榜樣。就人性而言，惡似乎存在著一種天然的動力，在發展過程中增強著自身，而善卻似乎缺乏這樣一種原動力，它們只是在開始的時候顯得很強。不斷革新就是驅除這種“惡”的藥物。有病而拒服藥只能使病情惡化，因為事物終歸是要隨著時間而變化的。時間是世上最大的改革家。如果時間已使事物腐敗，而人卻無智慧通過革新驅除之，那麼其結局將只有毀滅。…

有一種說法，認為法蘭西人的聰明在內，西班牙人的聰明在外。前者是真聰明，後者則是假聰明。不論這兩國人是否真的是這樣，這兩種情況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聖保羅曾說過：“只顧虔誠的外表，忘了還需要虔誠的內心。”與此相似，生活中有許多人徒然具有一副聰明的外貌，卻並沒有聰明的實質——“看似聰明實則糊塗”。

冷眼看看這種人怎樣算盡機關，辦出一件件蠢事，就會覺得非常令人好笑。例如有的人似乎是那樣善於保密，而保密的原則其實只因為他們的貨色，不在陰暗處就拿不出手。有的人喜歡故弄玄虛，說起話來藏頭露尾，其實是因為他們對事情除一點皮毛之外再無所知。有的人是那樣喜歡裝腔作勢，就如同西塞羅嘲諷的那位先生一樣，“把一條眉毛聳上額角，另一條眉毛垂到下巴”。…

螞蟻是一種很善於為自己打算的聰明動物，但是在果園或花園里，它就是一種有害的動物了。那深愛自身的人的確是有害於公眾的。所以一個人應當把利己之心與為人之心理智地加以分開，對自己要忠實，要做到無欺於人，而對他的君主與國家也要這樣。完全把一個人的私利作為其行動的中心是很不好的，那就和地球一樣了。因為只有地球是固定在自己的中心上的，而一切與天體有關之物則是依他物的中心而行動的，並且對這些別的物體是有利的。對一切事物都拿自己做標準，這在一個君主方面是較為可恕的，因為君主們的自身並不就是個人而已；反之，他們的善惡乃是公眾的安危之所系。但是這種情形如果在一位君主的臣仆身上或在一個共和國的公民身上，則是一件極壞的惡事。…

再講一個進言過程中存在的危害，那就是人們會存私心而進言。毫無疑問，“他在地面上將找不到忠誠，”這句話意在形容一個時代而非指所有的人。有一些天性忠實、誠懇、質樸、爽直而不狡猾曲折的人，為君主者應當首先把有這樣天性的人吸引到自己身邊來。再者，言官並非都是團結一致的；反之，他們常常互相監視。因此，如果有一個人的言論是因黨爭或私心而發的，這種情形多半會傳到君主的耳朵里來的。但是最好的救治之道就是君主要懂得言官，如言官之懂得君主：

“君主之至德在乎知人。”…

像前面已談過的那個土耳其的事例，就使梭利門大帝以後的土耳其君統，一直都有非嫡派子孫的嫌疑。甚至有人認為梭利門二世可能是皇妃與別人的私生子。自從君士坦丁大帝殺死了他那秉性溫柔的王子克里普斯後，他的家室就不復有安寧。太子君士坦丁和另兩個兒子康斯坦斯、康斯坦修斯後來相繼死於爭奪繼位權的家哄。馬其頓王菲力普二世的太子狄修斯，受他的兄弟誣陷而被賜死。當菲力普發現了真相後，結果憂悔而死。類似的事例在歷史上實在多得難以枚舉。但大多數帝王對他們兒子的防範，事實上卻很少是有充足理由的。當然，歷史上也不乏相反的例子，例如叛變了父王梭利門皇帝的王子巴加劄特，以及叛變了亨利二世的那三個王子等等。…

帝王的內心常常對世界無所欲望而多感畏懼，這真是一種可悲的心境。他們高踞萬民之上，至尊至貴，當然對生活無所渴望和需求。但是，他們正因此而倍加煩惱，因為他們不得不時時提防各種可能的陰謀和背叛。所以《聖經》中說：“君王之心深不可測。”當人心中除了猜疑恐懼便容不下其他事物的時候，這種心靈當然是不可測度的！…

對於神，與其陷入一種錯誤的信仰，倒還不如不抱有任何信仰。因為後者只是對神的無知，而前者卻是對神的褻瀆。對於神的迷信實質上是在褻瀆神。普魯塔克說得好：“我寧願人們說世上根本沒有普魯塔克這麼一個人，卻不願人們說曾經有過一個普魯塔克，其兒女一生下來就被他吃掉。”就像詩人描述的大地之神薩圖爾努斯的做法那樣。

無神論把人類付諸理性，付諸哲學，付諸世俗的骨肉之情，付諸法律，付諸名利之心，等等。而所有這一切，如果世上沒有宗教，也足以教導人類趨向於完善。但是迷信卻相反，它否定這一切，卻在人類心靈中建立起一種非理性的專制暴政。…

遊歷是對年輕人進行教育的一部分；對於成年人來講，遊歷是其經驗的一部分。不懂某國語言時前往某國遊歷順便算是去上學。年輕人應當隨著導師或跟著可靠的人去遊歷，只要那導師或跟隨者懂得要去的國家的語言，最好他曾經到過那里，這樣他就可以告訴那同去的年輕人所去的國家的風土人情、經典掌故。如果沒有熟悉情況的人的陪同，年輕人將會舉目皆盲，沒有可能認識任何東西。在航海的時候，除了天海，別無可看，然而人們卻堅持寫航海日誌；在陸地上旅行的時候，人們看到了很多東西，而人們卻常常忘了還要寫日記，好像偶見的事物比專心去觀察的事物反倒較為值得記載似的，這是很奇怪的。所以日記是應當記的。…

人與人之間最大的信任就是關於進言的信任。因為在別的托付之中人們不過是把生活的一部分委托給人，如田地、產業、子女、信用、某項個別事務；但是對那些他們認為是言官或諍友的人，他們是把生活的全部都委托了。由此可見，這些有言責的人更應當嚴守信實與堅貞。聰明的君主也不必認為言論有損於他們的偉名。…

思想家中的無神論者是很少見的：一個迪亞哥拉斯、一個比昂，也許還有一個盧奇安而已。然而就連他們也好像外表勝於實際，因為凡是對於公認的宗教或迷信提出異議的人，總是會被反對者加以無神論者之名。不過徹頭徹尾的無神論者的確都是偽君子，他們總是在談論聖事聖物而毫無所感，所以到頭來他們總是會變得麻木不仁的。…

我寧願相信《聖徒傳》、《塔木德》以及《古蘭經》中的一切寓言，而不願沒有一個精神主宰的宇宙。上帝無須再創造奇跡以說服無神論，因為他所創造的一切日常的東西已經足以駁倒無神論了。

的確，對哲學的淺薄理解使人傾向於無神論；而如果深究哲理，人心就會再次轉向宗教。因為當一個人的精神專注於許多不相連貫的次因的時候，那精神也許有時會停留在這些次因之中而不再前進；但是當它看見那一串的次因相聯系的時候，它就不能不飛向天與神了。不但如此，就是那些被人斥為無神論的哲學學派（即以留伯基、德謨克利特、伊壁鳩魯為代表的原子學派）也都證明了神的存在。因為主張這宇宙萬物的秩序與美是不經一位神聖的領袖的主持，而是由四種可變易的元素和一種不可變易的第五元素，恰如其分而永久如此地安排所造成的。這種學說與那種主張這宇宙萬物的秩序與美全依賴於一大群無限小、無定位的原子的學說要可信不知多少倍。…

聰明的統治者明白，給予人民以一定程度的言論自由，可以使他們的痛苦與怨恨有發泄的途徑，這也是保證國家安全的重要方法之一。醫學上的例子可以用來說明這一道理。如果病人體內有膿，但是我們卻阻遏膿血外流，這種做法對於人體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希臘神話中有一個故事非常有教益。當無數痛苦災難從潘多拉的魔匣中紛紛飛出的時候，埃庇米修斯及時地關上了匣蓋，但是他唯獨把“希望”留在箱子中了。在政治上，努力為人們保留“希望”，並且引導人們從一個希望走向另一個希望，這是平息民怨的一種積極有效的方法。政治上的一個主要技巧，就是無論面對多麼困難的局面，政治都要使人民相信希望永遠都還存在。…

而如果社會中出現了富人破產和窮人窮困共存的局面，那麼形勢就會更加嚴峻了。饑餓從來就是最大的叛亂煽動者。至於民眾的怨恨，它們在社會中的存在，如同體質中體液的不平衡一樣，也足以釀成疾病。作為統治者，千萬不要輕率地認定民眾的某種要求是不正當的，因而無視民眾的不滿就會潛伏危險。要知道由於人性愚昧，民眾經常難以辨別清楚究竟什麼是對於自己真正有益的事物。有一些不滿，產生的原因與其說是疾苦，不如說是恐懼，那麼這種不滿可能威脅更大。因為正如前人所說，“痛苦是有限制的，而恐懼是無限制的”。任何統治者更不應看到民怨積蓄已久，卻並未觸發叛亂，因而就產生麻痹放鬆的心理。固然並非每一片烏云都能帶來風暴，然而一切風暴，事前卻必定有烏云。所以，要提防那句俗語所說的情形：“繃緊的弦最容易斷。”…

政治家應當察知國內風云變幻之跡象，這種變幻在各種力量勢均力敵時表現得最為明顯。正如在自然界中春秋分時暴風雨最為劇烈一樣，暴風雨之前總有潮漲潮湧等跡象，國家政治的風云變幻同樣會出現這樣的征兆：太陽時時告誡我們潛藏著秘密暴動的威脅，叛逆和戰爭的氣氛正在醞釀。所以，諸如誹謗與蔑視法律，煽動叛亂的言論公然流行，還有那些不脛而走的政治謠言，特別是當人們無法辨別其真假而普遍津津樂道的時候——所有這一切，都可以看作是動亂即將到來的預兆。維吉爾曾這樣描寫謠言之神，說她屬於巨人之家族：大地之母在對眾神的不滿中將她生下，她是巨人家族中最小的姐妹。…

現在，為充分說明友誼的這第二種功用，我們再談一談那個顯而易見、流俗之人也可以注意到的事情，那就是朋友的忠言。



赫拉克里特在他的隱語中說得好，“光明永遠最佳”。一個人從另一個人的諍言中所得來的光明比從他自己的理解力、判斷力中所得的光明更要乾凈純粹，這是無疑的：一個人從自己的理解力與判斷力中得來的那種光明，總不免是受他的感情和習慣的浸潤影響的。因此，在朋友所給的諍言與自己所作的主張之間，其差別有如良友的諍言與諂佞的建議之間的差別一樣。因為諂諛我者無過於我，而防禦自諂自諛之術，更無有能及朋友之直言者也。…

蘇拉，當他為羅馬的獨裁者的時候，把龐培（即後來被人稱為“偉大的”龐培者）擢升到很高的地位以致龐培自詡為蘇拉所不及。因為有一次龐培為他的一位朋友爭執政官之職，與蘇拉所推舉之人競選，進而獲勝。在蘇拉對此表示不滿而開始爭吵的時候，龐培反唇相向，叫他不要多言，“因為拜朝陽的人多過拜夕陽的人”。…